4 雅典（第15/16页）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