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第3/4页）

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其中的一些人在集中营里找到了生存的意志，侥幸逃过了死亡，一些人躲进德国深处和其他地方藏了起来。尽管一些家庭依靠地下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单元也设法生存了下来，但大多数活下来的人是单身的。英格· 多伊施克龙和她的母亲完全通过运气和勇敢的德国人帮助存活下来，这些德国人冒死提供了庇护所和支持。其他生存者有曾经是教师的路德维希· 科尔姆，他和他的妻子斯特菲、小孩子苏西经受了数年艰难的经历，设法幸存下来，这多亏许多富有勇气的德国人，他们勇敢地面对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的恐怖。1.5万犹太人配偶当中有许多是异族通婚的，比如维克托· 克伦佩勒，他们也幸存下来。1943年2月27日，几百名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被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工厂，送往即将实施驱逐的集中地点。这一“工厂行动”激发了唯一一次坚定的公共抗议，大约300名被逮捕的受害者的配偶在柏林的玫瑰大街发动了公开示威，最终成功地迫使受惊的盖世太保释放了他们的配偶。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并依赖于个别自愿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人的友善和勇气。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说能够产生影响的德国主要机构——教会、大型企业、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完全没有聚集起阻止纳粹犯下的残暴之罪所需要的勇气和信念。由于缺乏这样的反对，抵抗留给了小规模的和私下的网络，它们冒着风险，要么把个别犹太人隐藏起来，要么帮助他们逃避纳粹特定的逮捕。尽管帮助犹太人的人数相对很少，但是它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斯和伊内斯· 克拉考尔夫妇在他们获救后组合了一张救助者的名单，它包括柏林、波美拉尼亚、符腾堡的教会教区，这证明在德国两大教会的体制领导层可能已经失败的时候，一些个别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如此。相当多的神职人员公开地对抗纳粹，并显示出与他们的犹太人邻里的团结。其中一位是柏林的新教教会牧师海因里希· 格鲁贝尔，他公开认同莱奥· 贝克。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并同时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当盖世太保官员只给格鲁贝尔提供一张椅子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假如莱奥· 贝克不能坐下，我也不会坐下。”格鲁贝尔是唯一一位公开为犹太人辩护的神职人员。用莱奥纳德· 贝克尔的话来说：“他组织了对纳粹的反抗，将犹太人藏在教堂里，公开为他们祈祷，和他们一起进入集中营，在充满威胁的纳粹官员面前和犹太人站在一起。”

当然，这些努力是十分无效的，也是为时已晚的。直到1941年至1942年，纳粹的恐怖体制已经十分广布，难以打破。人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几乎对他们当中一个微小的少数人群体正在发生些什么，或者对东部的犹太人正在发生些什么的传闻，都没有太大的注意。盖世太保深深地嵌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它一直依靠着数千个告密者，他们自愿为最些微的利益告发德国人和犹太人。因此，那些在逃的犹太人不仅恐惧盖世太保，也恐惧数以千计热切的告密者。在犹太人当中甚至也有告密者，也就是所谓的犹太打劫者。他们为盖世太保工作，告发他们自己的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施特拉· 戈德施拉格，她用数百个犹太人挽救了自己可怜的皮囊。

鉴于制度性的对纳粹主义罪行反抗的大规模塌陷这一事实，毋庸惊讶，试图与之抗争的个人很快就沉默不语了。克劳斯· 邦赫费尔的夫人讲述了一个她是如何从市场回家的故事，她为自己感到十分骄傲，她把自己所听到的在东部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告诉了她持怀疑态度的邻居。克劳斯· 邦赫费尔没有表扬她，而是严厉地训斥了她。他告诉她专制政权就像一条蛇：“假如你踩了它的尾巴，这就是你所做的，它就正好来咬你。这无助于任何人。你必须去打它的头。但这一点你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能力。”

克劳斯· 邦赫费尔感到打击纳粹九头怪蛇之头唯一的选择是说服将军们，他们必须用政变推翻希特勒，假如没有来自上层的力量，在德国什么也不会发生作用。但是，将军们并没有比教会的高级教士、大企业家、杰出的学者、高级的公务员显示出更多的勇气。到希特勒向犹太人全面攻击的时候，德国民众实际上已经放弃支持任何团体了。正如牧师马丁· 尼穆勒尖锐指出的，没有人真正坚持下来抵抗：

最初，纳粹分子追逐犹太人，但是我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逐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逐工会主义者，但是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因此我没有反对；后来他们追逐我，已经没有任何人留下来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