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第2/4页）

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处于驱逐和灭绝的边缘。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氛围是超现实的。维克托· 克伦佩勒见证了这一时代奇怪的趋势。他娶了一个雅利安女人，生活在城市贫困的地区。克伦佩勒遭遇到同情奇怪地变化为不断增长的羞辱和贬抑。和普通人微小的善意一道，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损害尊严的查房行为。在此期间，克伦佩勒和他的夫人受到了恶骂、殴打和唾脸。一个官员嘲笑道：“为什么你们还老不死？为什么你们不打开煤气阀？”另一个官员殴打他的夫人，尖叫道：“你这个犹太婊子！为什么你和一个犹太人结婚？《塔木德经》说每个非犹太女人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婊子。”尽管有这一切，克伦佩勒依然坚持认为：“我是德国人，我没有选择它，但我也不能把它扯掉。”为了回应他朋友的恳求——他必须在犹太人唯一的地点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并在那里做犹太人的教师，克伦佩勒说：“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成为其他东西。国家社会主义者不是德国人民；今天的德国人不代表整个德国。”

1942年6月，克伦佩勒列举了31条反犹太人法令的清单，他认为对于他和其他纳粹德国的受害者来说，这一清单使生活成为活生生的地狱。它们包括禁止在晚上八点以后外出；禁止拥有自己的房子；禁止拥有收音机或打电话；禁止购买或者订阅报纸；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厅或者博物馆；禁止驾驶交通工具或者乘坐公共汽车；禁止购买雪茄或者香烟；禁止购买鲜花；禁止进入理发店；禁止拥有打印机；禁止养狗、养猫或者养鸟；禁止进入公园；禁止从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

无需惊讶，鉴于这些压迫性的环境，许多犹太人放弃了，自杀了。一种大家喜欢的方法是服用过量的佛罗拿安眠药。一位幸存者注意到那么多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生活而自杀是多么奇怪。许多人依然相信这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可能把握伟大的德国文化矛盾背后的原因，这个矛盾涉及为何产生了巴赫、贝多芬、歌德的民族现在崇拜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据估计大约有一万犹太人自杀，因为他们发现没有未来，并且预料到会被纳粹消灭。

德国的犹太人集中在城市公寓强迫集中居住之后，面临着很快被驱逐到东部。第一波驱逐浪潮发生在1941年11月。德国犹太人的末日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回顾这些驱逐的历史学家依然惊讶于为何它们执行得如此顺利。历史没有记录下来任何大的阻难或者中断。无论犹太人还是德国公众都没有对毕竟是可怕罪行的开端引起什么大惊小怪。像其他地方一样，历史学家在这里不得不停顿下来提醒自己：受害者像北极旅鼠一样的行为不能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纳粹聪明的掩饰是毁灭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不知不觉地支持这一进程的犹太领导人和组织的依赖也是如此。这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协会顺从地执行了纳粹的指令，它天真地认为犹太人会发现由他们自己的人来处置会舒服得多，因为他们会比纳粹要显示出更多的情感和友善。一位幸存者后来惊讶于在驱逐过程中体现的坚忍接受和平稳运作的特性。

令我惊讶的是犹太自治最高行政机构的自我克制和坚忍平静，他们让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管理当局逼迫进入驱逐工作当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犹太社区和犹太机构的100名雇员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从德国人给他们的材料中，根据职业和年龄，集合出一张有序的清单。

犹太人自己组织驱逐的进程就会更加人道的假定，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想法，因为它只是哄骗犹太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纳粹理解的只是力量，没有其他。一个剧烈的和集体的抵抗行动可能会产生争执。莱奥· 贝克的一位朋友与圣雄甘地有一次会谈，其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抵抗纳粹的暴政，德国的犹太人应该做什么呢？甘地建议集体自杀，这会震惊文明世界的良心，并且用富有戏剧性的力量战胜纳粹的邪恶。但是这样的想法完全与贝克救人胜于毁人的信念相冲突。贝克也反对积极的抵抗，认为它是无效和弄巧成拙的。1942年5月抵抗出现了。一个由赫伯特· 鲍姆和玛丽安妮· 科恩领导的犹太人抵抗团体，试图烧毁柏林的被称为“苏维埃天堂”的纳粹仇恨展览会。这个团体给展览会点了火，但只形成了小的伤害。不久，盖世太保抓获了包括鲍姆在内的领导人，鲍姆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同时盖世太保还围捕了数百名无辜的犹太人，包括莱奥· 贝克和国家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贝克后来传话给没有被逮捕的不同政见者，他们应该停止自欺欺人的抵抗行为，因为它们会使犹太社会处于危险境地。当然，贝克的请求完全是无效的，因为纳粹无论如何都想要粉碎犹太社区，因此无论是贝克的消极办法还是鲍姆的积极抵抗都没有任何差异。1943年1月27日，盖世太保将贝克带走，送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从那一天起，德国犹太人正式的末日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