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第9/10页）

汉代的一些豪强地主，大都是强宗大族的头面人物。他们的依附农民有不少就是贫苦的族人。这些强宗豪右往往利用对族人‘养生‘、‘送死‘的关怀，来维系宗族的团结，树立自己在宗族内部的权威地位。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下，贫苦族人不仅有义务为他们服役，还常常成为他们横行乡里的工具。如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汉书·酷吏传》)；宣帝时，颖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后汉书·赵广汉列传》)。有的豪强利用赡养鳏寡孤独的古老传统，还居心叵测地侵吞孤弱族人的财产。如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后汉书》83／73)。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汉书·循吏传》)。第五访为张掖太守，遇到荒年，‘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敞‘，郡吏认为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后汉书》76／66)。事实说明，太凡能够较好安排人民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秩序就比较安定，生产也就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封建国家对于人民‘养生‘与‘送死‘的关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封建国家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之所以要采取赈恤贫民和鳏寡孤独的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本文在分析汉代各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消费时，没有涉及皇室的消费。实际上，无论是‘养生‘或‘送死‘，皇室生活消费的奢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贵族、官吏和地主。而这些消费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剥削的基础上的。封建国家可以对农民的‘养生‘与‘送死‘表示关怀，但它决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哀帝时‘鲍宣上书言‘民有七亡‘，其中三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繇役，失农桑时‘(《汉书·鲍宣传》) ，都与封建宫府的剥削压迫有关。桓、灵二帝虽多次下令赈给贫民，恤葬死者，但恰恰是他们在位时，‘亩敛税钱‘，‘亩税十钱‘(《后汉书·桓帝纪·张让列传》)，加重了农民的田租负担。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有些人真诚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但‘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就连封建国家对贫苦农民有限的赈济，也常常由于一些官吏上下其手而完全变了样。和帝永元五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鬻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窍，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后汉书·和帝纪》)。可见许多地方贫民不但没有从赈济得到实惠，反而受到很大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