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6/6页）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福州人陈修进士及第。传胪唱名时，高宗发现下面跪着的，是一位老态龙钟、身摇手战的老头。皇帝问他多大岁数，回答说七十三了。问他儿女几个，回答说尚未娶亲。高宗嗟叹不已，开恩把宫女施氏嫁给了他，并且赏赐丰厚。不知作为帝王，面对这个投在他罗网中的可怜猎物精神上是否有些震动，也不知道七十三岁到来的婚姻对陈修的生命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以慰藉。不过总的来说，陈修他仍然是一个幸运者，仍然让千千万万人羡慕不已。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岂止白头。科举作为一种被人们的视觉误差放大了的机会，在人们的视觉天空永远熠熠含光。它有着一劳永逸的特点，一旦成功，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补偿。于是，科举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一场世代相延的接力，在它身上体现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坚韧。每个人不光是在为自己奋斗，他的肩上实际负荷着光宗耀祖光大门庭的重任。每次打开祠堂祭祖，士子们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墙上祖宗画像上忧郁的期待目光。当这个家族又一个男性婴儿降生之刻，他那痛楚的哭声里是否包含了对未来沉重命运的恐惧？

在这类家族故事中，宋代苏象先的版本则颇令人唏嘘。这位科举路上的成功者在《苏魏公家训》中向他的后代讲述了这个家族艰辛的奋斗历程。苏象先的先祖苏仲昌十六岁就通过乡试，但是会试却总是过不去。由于家乡路途遥远，他淹留京师三十余年，音讯不通。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他儿子苏绅从老家赶到京师应试，碰巧，和父亲住到一个旅舍，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却互不认识。后来别人从旁告知，父子二人才洒泪相认！

死后得谥“文忠”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就是他那个家族中撞到辉煌的终点线的那一个。李氏“世耕读为业”，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勤俭成家，有田二顷”。虽然薄有产业，但是一个家族在地方上没有功名，就没有地位，“乡曲豪强屡见欺凌”，鸿章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愤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学业，以求能有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说：“家督自有担承，细务概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读书求进是他唯一的使命，但是李文安的科场之路也不顺利，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每次失利，对于身负几代重托的他都是重大的打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三十出头，李文安已是两鬓花白了。他常常借酒浇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

觉得自己希望无多，李文安把厚望又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才六岁，就给他开了蒙，亲自教授，日夜督促。由于家中无人治生产，生计艰难，“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李鸿章的母亲“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她对生活上的窘境毫不在意。她说：“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忧贫哉！”

命运终于对李家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一时间，李家“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报偿，原本凄清冷落的命运之流忽然幻化成了一出大红大紫的喜剧。

回望近代几位离我们最近的文化巨人的身世，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梁启超，比如曾国藩。历史上，所谓起自寒素的，家族史上都是经过这样几代人的积累传承。中国人性格中的坚忍顽强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种世代积累的顽强，赋予这一制度以本不该有的悲壮和沉重。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探花活到了1958年，他叫商衍鎏。时间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思考往事。他回忆道：

一千三百一十七，这个非凡的奇数，在我之前曾是多少人的寄托和希望。这之中有拼搏，有追求，有悲欢，有升华，它用功名二字连接了世世代代人的宿愿。当我回首往事，才知道这是一个酸甜苦辣的海，波涛撞击的洋，它具有特别的引力，使你身入其中，如醉如痴，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它所需要的角色。

五

在把科举制度引向委顿、变形乃至丑陋的过程中，它自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朱元璋不过是历史的执行者。正是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使这个社会落入自我循环的怪圈。它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消解了全社会的精力和创造力。

一个创造性的制度扼杀着创造性，一个出自公正性的设想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扭曲了人才。提高了的效率却保护了整个社会的低效率运行，这个制度使古代经典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也使古典文明陷入了委顿的怪圈，并且最终使这个制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这是一个制度的悖论，同时，也曾是整个文明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