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6/12页）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句话和那句古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连张居正这么大的官，都怕吏员们祸害，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汉朝的时候，官和吏其实并没有明显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一把手就是官，其他的全部是吏。

汉朝的很多高官，常常是由吏员从基层一路打拼而来。就连帝国的二把手—宰相也有可能是从吏员提拔上来的。到了唐朝，吏和官，才算有了清浊和高下之分，不再混为一谈。

造成权力集团重官轻吏的历史源头，要追溯到元朝时期。蒙古人骁勇善战，以为有了战马和马刀就可以横扫寰宇。他们废除科举，堵住了读书人通过科举做官的路。为了谋生，汉族的读书人只好实现就业转型。他们纷纷通过关系，走进官府里为官家集团当起了书记、文案，也就是文吏。

这样一来，吏对于文人来说，也就成了一条不是出路的出路。但从那以后官和吏就实现了分流，官有官道，吏有吏途。

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情况又发生了重大转变。朱棣又定下了一条官家规则：取消吏员们当御史和考进士的资格。这无异于一声霹雳炸响在吏员们的心头，本就不宽敞的权力通道，索性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这样一来，吏员在官场上就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形成了一种抬头不见天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向上发展的空间被“天花板”屏蔽了，青云直上的梦想也随之终结。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优秀的读书人都不去做吏，只有落第的秀才们才去充当。于是官家市场上充斥着读死书的书呆子，吏员们（包括当时的绍兴师爷）则把持朝廷六部、地方州县的行政事务。官要的是头衔，吏要的是实惠。

明朝如果有人去绍兴当官，朋友会告诉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六部，六部的吏全都是我们绍兴人。当时有句话，官家如果治好绍兴就等于治好了天下，可见当时吏员的黑权力有多么大。

等到了清朝，由于官员的不作为，吏员的权力边界不断扩张。官家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交到吏的手里，铨选（考察提拔干部）可以早一天，也可以迟一天；处分可以轻一点，也可以重一点；赋税可以征，也可以不征；命案可以破，也可以悬着；官司可以放大，也可以化小；地方工程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他们有着实权在手，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身份又让人看不起。没有官场前途，没有公家发放的俸禄。既然官家拿我当奴，索性破罐破摔，捞钱使坏。政治上没有发展空间，那就来点实惠的。

也就是说胥吏是古代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所有脏活累活全由他们扛，最后出了纰漏还让他们担责任。胥吏地位独特，是“官民交接的枢纽”。与官员相比，他们无品无权，在官员的指令下承办衙门中的具体事务；与民相比，他们又是身处官府的公家人。

他们是游走于官与匪，黑与灰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计算利益的方式很简单，既然向上的权力通道被堵死，那就索性来个多种经营。总之，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千万不能亏了自己。

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初三，在福建省的漳浦县令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这一天，县令朱以诚正在县衙大堂里坐镇审案。在审讯过程中，从朱以诚的座椅背后蹿出一个成年男子，手持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正在审案的县令杀死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法相当老辣，采用的是一种相当专业的方式—割喉死。

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刺杀行动，而且有可能牵涉到当地的黑社会组织。

这起命案目标很清晰，那就是取县令朱以诚的性命。我们都知道县令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基层握有最高权力的官员。是什么人胆子如此之大？是什么人与当地的“父母官”结下深仇大恨？但无论怎样，这都是令人震惊的答案。

正在工作中的县令居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死，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上下。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命案，更不是普通的暴力事件，这是对官家权力的公然挑衅。这个案子来得太过于突然，事前毫无征兆。经过官府的深入调查，最后将杀人凶手锁定在一个叫赖石的人身上。赖石这个人因为这样一个案件突兀地闯入历史卷宗，由于资料甚少，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什么职业，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唯一可以下定论的就是，他是一个杀人凶手。

从案发过程来看，赖石刺杀县令朱以诚，一刀割断朱以诚的喉咙导致其当场毙命，这说明赖石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并不是业余选手。如果没有这起暗杀行动，漳浦县令朱以诚和杀手朱以诚一样都将不会留在历史的卷宗。朱以诚用鲜血让自己在上面留下了微小的痕迹，他用生命的代价惊醒了朝廷。朱以诚当时是在审案中被刺客暗杀的，按我们现在的标准衡量，他应该属于因公殉职，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被追认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