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2/12页）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在当时，甘肃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每年中央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用于地方购买粮食，以抚恤当地的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1774年），政府规定：各州县存储米谷，大州县存一万石，中州县储八千石，小州县存六千石，全国统一标准。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地区的粮食储备数额进行调整。像甘肃这样的穷省，因为老百姓没有其他收入，主要就靠两亩薄田维持自己的生计，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吃饭往往就成了大问题。朝廷令该省大州县存谷二万石，中州县一万六千石，小州县一万二千石。由于区域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不同类型，又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80年)，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可以通过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读书人通过考试，取得监生的资格才能做官。但是对于达官显贵、豪门巨富来说，通向官家大门的路径就不止这一条了。比如说他们可以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这就叫“捐纳监生”。对于有钱人来说，拿钱捐纳监生，买个官家的VIP身份，并非难事。

省内外商民跑到甘肃省的地盘上买来监生头衔后，他们并不要求能够进京入国子监去读什么书。对于买监生头衔的人来说，他们对读书也并不感兴趣。获得监生头衔后，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很多富裕商民子弟进入官场的一条终南捷径。

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外地商人会跑到甘肃的地界来“捐纳监生”，主要是因为甘肃开捐的价格要比其他地方低，每名监生只需要麦豆四五十石。当时一石二十八公斤，四五十石相当于一千四百公斤，按照今天的市价也就三千多元钱。

这种做法刚实施几年，就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

经手的地方官借机大捞特捞，挪用捐监粮，有的嫌收取实物过于麻烦，还要折收银两，干脆就直接收钱。时间长了，政府也就摸清了底数，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政府只好恢复拨钱购粮。

这时候，户部每年都要给甘肃拨银一百好几十万两解用来采购粮食。可让乾隆皇帝奇怪的是，虽然自己每年都要批拨专款，可甘肃还是不断打报告上来，哭着喊着钱少粮多。虽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哭，难免会让人生疑。

乾隆三十九年（1780年），陕甘总督勒尔锦打报告要求能够恢复捐监旧例，乾隆皇帝也同意了。但这一回，皇帝长了个心眼。他不能继续再当这个冤大头了，当长了，下面那些官员们评价自己会用四个字：钱多人傻。乾隆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办让自己信得过的事。

王亶望走马上任时，向乾隆皇帝拍着胸脯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话说得那叫一个漂亮，可暗地里却另有一番勾当。乾隆这个冤大头当得实在是冤，自己挑的人，却在做忽悠自己的事。

为了捞取好处，王亶望和总督勒尔锦在私下里结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空对空。所以我们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实践证明，王亶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皇上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因为，大家都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只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既然想让皇上当这个冤大头，那就要好好地糊弄一把。一国之君又不是三岁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亶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皇帝当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同时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省长都敢带头忽悠皇帝，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的大帽子扣下来，有高一级的领导在那里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