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戒律的基础（第3/4页）

的确，正如道德家不知疲倦地指出的，惩罚罪人与叛教者乃是一项至为仁爱之举——“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伟大的仁慈。”监狱牧师埃德蒙·克雷西在1675年这样说道。相较于地狱中等待他们的可怕的永恒折磨，人世间这点耻辱与痛苦又何足挂齿呢？

结果是，在性戒律与精神戒律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思想关联。圣奥古斯丁曾说，异端与通奸乃是同一类罪行：人们声称自己仅仅是随心而行，但他们仍旧有罪。更为普遍的是，人们相信道德越轨与精神越轨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大众传道者威廉·克拉格特在纵观古今之后写道，“放纵肉欲的教义”用来“使人远离真理”，并致使他们步入宗教歧途。而另一位传道者写道，除了叛教，最严重的罪恶即是“不洁，一种因为热衷于谬误而导致的自然后果”。

这种性污点与精神污点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广阔的谱系。正如《圣经》把精神启蒙描述为与基督的婚姻，于是在《旧约》中，上帝自己把偶像崇拜描述为去“嫖娼”，发生“淫行”而背叛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圣经》（例如《哥林多前书》，7.5）以及无数后来的教义中，强烈的性快感被认为是撒旦的诱惑，是所有罪恶之中最危险的。任何人一旦屈服于这种不洁净的欲望，哪怕仅仅一次，就有迷溺于其中的致命风险，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常识。正如一位牧师这样警告他的读者：“你们一定对自己知之甚少，如果你们能够设想到那种情况，你们就会保持自己良心的不安。不，先生，你不能跟放纵的肉欲讲道理。人的心灵并不了解这种激烈的情感。”确实，尽管别的罪行有可能引起人们随后的悔恨之意，但对于这一罪行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对于这一不洁罪恶的反省会再次唤起快感，并使得忏悔之举难上加难”——“就像无底深渊，又似草入牛口，几乎无法从中脱身。”性叛道与精神叛道二者响和景从，从古至今，无数鼓励着恶行的先知与教派的错误行为不断确证此点。天主教徒、长老会教徒、重浸派教徒、无神论者、穆斯林、无宗教信仰者、异教徒以及异端者：所有这些人都曾被视为倾向于纵欲（而这些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又热衷于指控别人在教义与道德上不纯洁）。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根基中蕴含着这样一种假设，把宗教与道德留给个人解释是荒唐的。人们可能真诚甚至狂热地怀有某些观念，但他们仍可能被危险地误导。一位博学的作者列举说：“首先，一个人的心灵惯于欺骗而又极其邪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那还有什么有所不为呢？其次，当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无拘无束，他们就会纵情声色，自甘堕落。”相较于人性的内在腐化，理性与意识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而谬误与邪恶的势力遍及各处，随时准备对其设下陷阱、侵蚀腐化。理查德·卡佩尔医生解释说，理性是对抗罪恶的“错误武器”，因为这是恶魔的工具。“我们一旦与撒旦这个古老的诡辩家与狡猾的狐狸开始辩论，我们就会满盘皆输……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是站在撒旦一边的，它正好把我们全部出卖。”至于良心，对于顽固者而言，它是盲目与无能的向导。即便在大多数德行之士那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亵渎的、腐化的、不完美的，因此，用我们的良心来取代上帝之道，是错误的，它不能成为我们的准则，而是我们的罪恶。”

这些观念在通俗的宗教讲授之中无所不在。约翰·班扬精彩的寓言之作《圣战》（The Holy War）把这些观念写得活灵活现，书中描写的是上帝与恶魔为了争夺“人心”这座“城市”而展开的持久斗争。恶魔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宣称上帝的道德律“不合理、复杂以及难以忍受”，许诺自己会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知识。在败坏与扰乱了“人心”的意识后，恶魔毁掉了所有的“道德律法”，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自由”（尤其是对于“肉体之欲望”），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法律、条令或我的审判来反对你”。他任命野蛮的“欲念大人”为市长大人，其市议员则有“咒骂先生”、“嫖娼先生”与“无神论先生”。即便在城市被以马内利大人（意思是“与神同在”）夺回之后，邪恶势力仍然栖身其中，由“偷情大人”与“通奸大人”领导，伺机而动。其中的道德内涵即是，只有在正确的教义与优良的教师之带领下，人们才可以平安地获得救赎。

由此，保卫人们灵魂之安宁，同样也必须是政府的一项至高目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似乎将婚外性行为视作一种危险的、不健康的快感，而大多数前现代的注释家对此深表赞同。“甚至灵魂作为人类更尊贵的部分，”16世纪影响最大的神学家之一，理查德·胡克解释说，“那么人类社会就要更多地去照顾好灵魂的区域，而非那些暂时的东西，例如维持生命的物质需求。”根据17世纪的宗教领袖与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说法，在一个虔敬的社群中，“上帝的荣光与欣悦，以及人们的救赎是首要的目标，而他们的肉体福祉只处于从属地位”。惩罚不贞之人，为了他们自身也为了社群的良善，这是一项基督教与公共的义务，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