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好……现在（第3/5页）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于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1]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 5 到 10 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你会想尽办法把你的新闻播音员捧成名人，你会在报纸和电视上为节目大做广告，你会制作“简明新闻”来吸引观众，你会让天气预报播音员成为喜剧性调味剂，你还会让体育播音员故意用上粗鲁的语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认可)。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尽管很多人都吹嘘电视作为世界的窗口已经使美国人成为消息最灵通的人，当然这要取决于“消息灵通”的定义。对于那些向我们透露 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务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的民意测验，我不想多费笔墨，但我们可以拿“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例子。我想近年来没有哪个事件比它更受电视关注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美国人对于这个不愉快事件应该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现在，我问你：如果我说在100 个美国人中找不到一个人知道伊朗人说什么语言，或知道“阿亚托拉”[2]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说出他们政治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3]是何人来自何方，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1983 年 2 月 15 日《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里根误述无人关注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