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第8/8页）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