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第3/10页)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