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第5/8页）

要忘记劳拉并非易事。她给我写了好几封信，试图说服我“我们”可以留下那个孩子，说她的家人最终一定会陪在一旁支持我们的。这个提议，我考虑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要养育一个孩子呢？我才刚杀害了一个孩子呀！毕竟，我还是有一丝良知残存的。后来她又写信说她要在法国生下这个孩子，我必须过去跟她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两个月过去后，她再次来信说她改变主意了，不管我做何决定，她都会留下这个孩子并带回家来，这让我一下子就慌了。她的信件我一封也没有回复过，可随着孩子的出生时间渐渐临近，我的紧张焦虑也日益加重。

预产期的日子来了又走了，可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但三个月后，她给我寄来一条粉色的医院腕带，上面写着“康德尔宝宝”，我猜想，她这是想让我改变主意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吧。这次的邮件中没有书信，看到她没给孩子用我的姓，我松了一口气。看样子我有孩子了，是个女宝宝。

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也有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看来确实没错。还有好些老话都可以用来形容我和我父亲一脉相承的共同点。跟他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也许我比他更坏，我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孩子，可劳拉是个聪明人，如果连迈克尔出柜的事都无法被他们的家人接受，那劳拉一定很清楚，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私生子”带回家会有多么困难重重。

1974年8月，我听说劳拉要回家了。可没人提到有个孩子的事。我估计她是把孩子送人收养了。我希望那个孩子能有一个爱她的家庭。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有些怀疑从头到尾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存在。我怀疑劳拉是否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怀孕。猜想她甚至有可能去堕了胎，或是流产了。为什么她给我寄来那条腕带，却没有附上孩子的照片？如果她真是想说服我留下孩子，怎么会不给我寄张照片呢？并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劳拉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她的孩子。她比我要勇敢。

10月，我在校园里看到了劳拉，但并没有跟她碰面。她很瘦，看上去病恹恹的，而且不太想跟人来往的样子。有传言说她患了抑郁症。迈克尔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跟她聊聊。我无法拒绝。一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她。当时她正站在人类学书籍区域的一面书架前。我跟她打了招呼，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她没有说话，只是牵起我的手放在她几乎有些凹陷的肚子上，停留片刻之后，她走开了。在我扔下她离开法国那天，她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我很生气，给她写了一封言辞含蓄的信，告诉她她做了正确的选择，劝她要忘掉过去，继续过她的人生。她没有回复我的信，而是把信还了回来。信被她撕成了碎片，从我的储物柜的缝隙里塞了进去。

这丫头明显情绪很不稳定。就在一两个月后，我听说她退学了，接着，迈克尔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死了。

我试图做出一些反应，试着挤出几滴眼泪。我以为自己会感到内疚或是愤怒，然而我却只感到一阵奇怪的空虚，如果说世上真有灵魂，那么我的灵魂深处又缺少了一块。我拒绝过她、伤害过她，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觉得又少了一个会让我回想起那个夏天的人。很遗憾，她竟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值得继续下去。本可以有另一个男人能给她想要的爱。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很漂亮、可爱，很和善的女孩，而且在法国之行之前，跟她相处起来多数时候都让人如沐春风。我认识的好些男人都渴望有机会跟这个迷人又难以捉摸的劳拉·康德尔约会。对她的死我很遗憾，但错不在我。这些都不是我的错。我本该大声哀号或是气得咬牙，不过那时的我已经受够了被罪恶感所束缚了，如此内疚自责下去也毫无益处。

第二年，我以二等二级2：2，指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大学的一种学位登记，相当于美国大学GPA 3.0—3.29、中国重点院校平均分70分以上的成绩。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了，这是个足够好的成绩。我本想自己做生意，做些进口红酒之类的买卖，可我一没资本二没东西可以抵押，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出于经济上的窘迫，同时也为了寻求一些指引，我甚至在某天晚上去了父亲的家里。按响门铃之后，我后退一步等人应门，我看到窗帘动了动，他在窗帘缝里看见了我，接着，窗帘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着合拢起来，大门始终紧闭着。

最后，我在内税部找了个无聊的办公室文书工作，身边的同事都是些毫无野心的人，这是底层的生活方式，但薪水足够我在拉格伦路上租一套公寓，这里在都柏林算是稍微不错的地段。搬家并没有费太多工夫。我的家当只有一只破旧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我的杯盘碗碟和收音机。再有就是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钥匙就在我的衣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