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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能录音，不许记录，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场合引用。照史迈利的德国式说法，特邀嘉宾们享受着“犯傻的自由”，不过我觉得这种特权无论什么人都能拥有。不过，我再不济也是个专业人士，练就了聆听和记忆的本领。你要知道，史迈利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意识到——我那些学生的反应也不慢——他的话直接说进了我离经叛道的心坎里。我指的是同样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不太言听计从的自己。说实话，自从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就不愿意再承认那个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内心悄悄提出质疑、让我感到不安的自己，这个自己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莱尔6的情报员跨过行将崩塌的“铁幕”之前。为了爱情，为了某种荣誉，布莱尔平静地走到了“铁幕”的另一边，而且还在平静地继续坚持往前走，五楼总部对此深感难以置信。

“馆子越好，消息越糟，”我们提到人事组的头儿时都会这么说，“内德，到时候了，你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小伙子们啦。”他在康诺特酒店请我吃饭时说，那顿午餐的档次高得有点可疑。“还有新来的姑娘们，”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令人厌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们就该让女人进教堂了。”接着他继续谈起了爱聊的话题。“你知道窍门。你四处闯荡过。最后的这圈赛程里你掌管着秘书处，干得也很出色。该好好利用这一切啦。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训练所，把火炬传给未来的间谍们。”

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7。“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8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9，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