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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

“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

“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

“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

“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

“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