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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

“他亲眼目睹我们军事和官僚体系的颟顸和无能，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看到这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他的说法。他受到开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励，但他也不是乌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极派。他知道没有任何事会无中生有。他知道我们的人民受到蒙骗，没有团结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须要由在高位者发动，由知识分子来发动，由艺术家发动，由当政者来发动，由科学家来发动。他希望能遵循我们领导阶层的教训，贡献出他一己百折不挠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苏联的名言：‘如果冰层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早已不再需要的时代太久了。只有当这个时代结束时，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而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是的，并且，你也同意，不是吗？”她的眼中充满了热火。她的英语实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里学的，从古典文学里学到的。“他说他听到你用类似的话批评过你的国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地方？”巴雷问她，“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看电影吗？他喜欢开什么样的车子？”

她把头转了开去，他只能对着那空旷的天空，看着她的侧脸。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说过他可能是个物理学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范围，要划分出其中的差别是很难的。”

“他是在哪儿受训练的？”

“他在学校就已经被人视为神童。十四岁的时候，他荣获了数学奥林匹克奖。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他去了里特莫，后来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巴雷说，但让他警觉的是，她在皱眉头了。

“但你并不讨厌歌德，相反的，你还激发他的灵感。他经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莱尔的话：‘如果出卖国家就会有希望的话，我们都应该出卖我们的国家。’你确实说过这话吗？”

“里特莫是什么？”

“里特莫是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他从大学开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亚，在那儿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罗多克研读。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

他本来想逼她讲出他到底是无所不能些什么东西，但又怕逼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