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名誉的女祖先案（第6/7页）

在吃了一个牛角包，喝了咖啡之后，我终于向他们展示了那个盒子。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得让希普利看一看。”他们一直反反复复地说着。最终，基姆向我解释，威尔·希普利是大英博物馆中福尔摩斯展区的策展人，并且此前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玛莉·霍尔德的生平，将此视为某种业余爱好。他原本就在他们想让我与其见面的人员名单上。

一小群福尔摩斯信托的员工和基姆还有我一起步行去往博物馆，那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化得多。福尔摩斯展区面积广阔，里面的藏品包括车厢、房间内部模型、斗篷、大礼帽、猎鹿帽、手枪、一根暗藏着险恶匕首的手杖、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无数的放大镜片、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JHW(2)的医用手提袋，以及那只福尔摩斯用来放烟草的波斯拖鞋。

基姆敲了敲一扇门，门上的铭牌标注着：威尔·希普利，助理馆长。随后不久，我就将盒子及其内容交给了一位年长一些，但仍然很英俊、穿粗节灰色毛衣和黑色羊毛裤的男人。在他检查我带来的东西时，蓝眼睛闪闪发光。我没有告诉他关于哭声和幽灵的事。我仍然不知道那些事是否真实发生过。我一直在告诉自己，那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盒子，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当我几千次地祈求宇宙告诉我关于我的父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回应呢？

我把颤抖的手揣进口袋里，并且说我很冷，基姆向我保证很快就会有热茶送来。

威尔·希普利戴上洁白的布手套，用两只手拿起每一封信和那份剪报，就好像它们像玻璃一样脆弱易碎。在我的想象中，罗马警方在筛选他们从我父母被杀的那条小巷里找来的各种碎片时也一定是如此极为严肃的。我去过他们的实验室。我看过他们拍的照片。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从不生气。他们用他们那意大利式的深情眼眸看着我，说他们没有新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是多么遗憾。

“一个行李箱！”希普利惊叹道，“露西·帕尔·普洛斯珀拿到了玛丽·霍德尔的行李箱。”

当我的父母被杀害时，我也曾面向大众发出请求，征集有用的线索：徒劳无功。但是福尔摩斯信托拥有巨大的数据库和全球的联系人。夏洛克·福尔摩斯备受爱戴。

一个星期过去了，哭声和阴影都没有再出现，但我还是每晚住在费尔班。等待，希望，就像我生命中此前的那几年一样。基姆、威尔，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全都高度兴奋，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欢快地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宝物。我同样感受到他们对于我的深切期待：他们在等候着我做出一些关于那所房子的未来计划，并且告知他们。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已濒临破产。

罗马方面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我最喜欢的一个警方侦探辞了职，并在米兰开了一家服装店。

***

这是我来到英国的第九天，似乎出现了一条线索。某个农场里找到了一个行李箱，但最终考证这个行李箱属于20世纪40年代。威尔和基姆对此感到失望，但仍然彬彬有礼。

“我仍然相信这个‘盟友’就是福尔摩斯本人。”一天晚上，威尔这样说道。“你知道，当华生医生写下关于家族的那个故事时，他提及福尔摩斯收取了一千英镑的报酬。我想他是把这一千英镑给了玛丽·霍尔德。”他对我微微一笑，“这笔钱用于支付行李箱的运费，以及登上汉普斯特德号的船票。当然也要给那两人一部分钱作为照顾她儿子的补偿。”

“她在信里没有提到过这个。”我指出。

“没有，不过她可能会在此前的一封信中提及过此事。或者，也许她对这个话题比较谨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很古怪。”

与我们不同，我想道。事到如今，我非常肯定他已经知道了我没有钱；他经常提出要请我吃饭。尽管我不想这样，但还是让他付了账。我已经开始思考将我在罗马租的公寓转租出去。但这时，固有的恐慌就再度出现了：我必须待在罗马，去监督我父母的案子的进展。

“她需要钱才能安排她的逃跑计划。”他说，“而我怀疑乔治爵士根本不会给她一个子儿。所以除非她直接从他的口袋里偷，否则必定以其他手段获得了一笔资金。”

那个时候，我几乎差一点就说出来了：福尔摩斯信托必须要以其他手段来维修费尔班。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想到了——或许不是结婚纪念日，而是多种的可能性。他的梦想。他的希望。福尔摩斯信托。一个比一条肮脏的小巷更加广阔的世界。

“你认为那个行李箱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你是否认为普洛斯珀夫妇将它交给了福尔摩斯？如果那里面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其他的案件，那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