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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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电影明星之前，梦露靠拍摄各种写真为生，同时将自己的美展现给世人。写真是她始终都不曾放弃的行当，而其中的技巧也被她熟练嫁接到电影拍摄中。这就是在影片中，为何她的镜头几乎毫无死角的原因，而这种定格的美感很容易让电影中其他角色在观众心目中失去存在感，从而使她可以在越发光怪陆离的电影场景中给人以具体化的观感。就像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所执意赞同的那样，动态影像的幻觉与静态图像的生机，都意味着死亡隐匿在每一帧画面中［她这本书的标题正是《24倍速的死亡：静止与移动的形象》（Death24Xa Second）］。通过摄像机镜头捕捉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生与死的界限，这要比其他形式的艺术更加容易。如果说梦露是好莱坞的化身，那么她所具有的令动态画面定格的能力，使她可以让电影中的世界停留在黑暗边缘，从而避免呈现出一个像她所处的世界那般龌龊不堪的空间。或许常人无法在与世界进行的“猫鼠游戏”中放慢脚步，但梦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我把这看成她总在“迟到”的一个注脚，尽管不守时的她总会把导演和同场演出的明星逼得发疯。“我觉得我与这场‘全美狂热’并没有关系，”她在自己生平最后一次采访里说，“人总要向前走，想要走快些，却从不考虑这样做的理由。”“你达成了你的目的，可当你达成了目的的时候，这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于美国，她同样观察到，这是个“厌恶安静”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里很少有沉默的场景。人们想要在电影里看到的，也是他们想要在生活里找到的——更吵、更多的躁动与不安。”

赫克特曾转述梦露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永远不会被那些有着一口完美牙齿的男人吸引。”在《我的故事》里，有一章名字叫“关于男人”，其中她还谈到了自己永远不会喜欢的另外一种男人：“他们一开始生怕伤害到你，最后却比谁伤害得都要严重。”而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政治，她的口味似乎都很相近。她不喜欢谈论印度局势时含混不清的说辞“我们会鼓起勇气应付一切困难”；还有那些装作乐善好施，时时关心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大人物”。在她看来，男人们大多喜欢夸夸其谈，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睿智思想与人生体悟”，有的只是“无聊透顶的自吹自擂”。“这样的男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亲密关系中，一个男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应当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那就是在“交代自己的过错和情史的时候”。而只有那些愚蠢和软弱的男人才会觉得女人过去的恋爱事件会妨碍她对自己的爱。“一个女人可以时时给予她爱的每个男人以深爱，如果，”她补充说，“数量不是太多的话。”这是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观点——她将这种选择上的自由，当作生活中的一项原则。（“因为没有什么，”她对韦瑟比说，“是可以被完全替换的。”）如果另一位传记作者萨拉·切奇维尔（Sarah Churchwell）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也就确实如她所言，在梦露自述的《我的故事》里表明，那些她生命里“所有的男性伙伴，包括剧作家、编辑、热衷于诉讼的生意伙伴”（这些内容当然只能在她死后才可以披露），至少在“关于男人”这一章里，并没有太认同梦露这句话。

对于梦露这样一个诙谐且有见地的女人来说，这个关于“更多选择”的解释还是太过油嘴滑舌了。但在她处于好莱坞那样不为人知且充满危机的生活里，我们不应该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扰。在梦露幼年遭受的虐待上，我与格洛瑞亚·斯坦能和洛伊丝·班纳持有相似的看法——它不应该吸引太多关注的目光。尽管这个故事在很晚的时候才被赫克特加入到《我的故事》之中，而她之后才把这些告诉很多人。一个忽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仔细考虑故事的真实性，毕竟梦露曾被人说成是个说谎成癖的女人。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拥护者（不过梦露曾多次拒绝和他见面，理由是他是个“太执迷于权力”的人）。当然，有关梦露早年在好莱坞遭受的侮辱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去谴责好莱坞将梦露塑造成她自己厌恶却不得不扮演的、以性感为卖点的偶像。无辜且自然地，有两个不堪的、不方便写明的绰号——我已经数不清被提及了多少次——时常被放在她的身上，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它们都提供了轻易可以实现的性企图的想象。这反映了某种深刻且痛苦的，盘踞于人们心头的欲望。它们本身就解释了这种取笑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提供了为何她的形象总会接近于死亡的理由。阿瑟·米勒就曾深陷于此，他写道：她的性欲就像是，“与自然唯一真诚的连接，富于生命力与真实”。在阿瑟·米勒后期的影片《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1974）中，他塑造了一个脱胎于梦露的角色。“她就在那里，像一只猫，或者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