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12/15页）

这两种类型的工作，时刻会在同一场景下相互影响：“时刻工作——既是一种任务，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表演……必须在现存的问题上十分努力，而超出往日的恐惧，已经又进一步加深了。”直到生命最后，她都严格贯彻对自己的要求，这也证明了那些认为她在最后已经对自我失去控制的观点显得有失公允。她从不认为自己的某场表演已经足够好了。于她而言，折磨自己的不光是内心的煎熬，还有自我要求的纪律。她有大段时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失败的恐惧——在生命最后，所有的作品都变成了对这种恐惧完完全全的印证［她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濒于崩溃》的制片人哈维·温斯顿（Harvey Weinstein）也曾谈论她身上这种“完全原始的恐惧”］——但同样也是对某种完全未知的东西的恐惧：

我爱那条河——它从未摆脱束缚

以任何方式

它很平静

寂寞得如此孤独

除非未知之物降下雷鸣

遥远的鼓声此刻出席

但由于尖叫的穿透

和未知之物的耳语

锐利的声响与突然的安静

让那呻吟超越了悲伤——可怖凌驾于恐惧之上

许多诸如此类的片段遍布在她的笔记之中，连带着反复的修改、少量的重叠，以及少许的连贯性，使这些内容只能在反复阅读后才能大致理解含义。这些文字曾被一位评论者草率判断成“浪费纸张”的涂抹——这位自信的读者显然错过了重点。这些文字发源于心灵，富于创造力，是由内心运作产生，直抵光明，同时为她所遭遇的谎言提供了辩白（倘若不经由内心，一个女人实在难以完成这样的工作）。“未知之物”的隐喻十分关键，它至少会使得那些急于对梦露盖棺论定的人对自己鲁莽的说辞有所反思。梦露深知，她自己，以及自己的灵魂，具有自我形变的力量。“我是你们的所有方向……我一个人，是所有的故事。”“我手里有很多张牌，”她对苏珊·斯特拉斯伯格说，“你要当心看我，才不至于陷入困惑。”“你需要学会相信心中矛盾的冲动，”她对罗斯滕说，“就像你想着做一件事，还会继续去做其他事一样。”而她还曾对韦瑟比说，“一切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不断重复。”她将这种洞察内化到自己的演技之中。“她掌握着有关‘细微调整’的秘密，使得摄影师们……可以轻易抓拍到她的千般姿态。”艾娃·阿诺德总结道，“对于每个摄影师而言，梦露都是非凡的……她很会利用自己，从而在大致相似的时空下产生无数不同的剖面。”

对于梦露来说，受难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实现自我纾解的跳板，或其他东西：

以释放自己深金色的光芒为由——

你必须要接受这受难的命运

当你覆盖了那些

使你变得强壮而赤裸的

离散的死亡时

你就必然要永远活着

因为死亡——你正注视着它

目光直接而曲折

随风而散

生者注视着死亡，目光随风，直接而曲折。梦露穿透了她内心矛盾的屏障（生者注视着死亡，同样可以看成她对劳拉·穆尔维所说的“电影镜头下隐藏的死亡”的回应，同时也是一种扼杀，冻结了她曾抱怨过的谄媚）。在同一页她还写到自己梦见被李·斯特拉斯伯格按在手术台上：“最和蔼的手术师把我开膛破肚。”这句话后来被美国女歌手圣文森，又名安妮·克拉克（st Vincent,Annie Clark）用作歌词。她出色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中隐藏的渴望，与同样多的胁迫与威吓（这在她的歌词“请把我开膛破肚”中有充分体现）。梦露并不羞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狂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暴力的一面，我自己就是暴力的。”——这大概也是对曾困扰她的清纯无瑕的神话的一种反讽。对于令人失望的斯特拉斯伯格和阿瑟·米勒，我们只能说他们大概只在梦露的生命中发现了一些不值一提的碎屑。梦露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无意识。她并没有去尝试克服这一部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也没有人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但她并没有沦为无意识的“猎物”。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无意识并无益于标注她以及其他女人的自我，无论是当她们征服或是屈从于这个恶魔的时候——虽说她们只能在这中间做出选择（这种过分严苛的措辞似乎有违梦露的本意）。就像卢森堡和萨洛蒙的故事一样，梦露也以无比的勇气尝试了自我清算。她选择让黑暗时刻伴于自己左右。她的成功与失败，就意义而言，其实不相上下。

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出色地揭露了当时的精神障碍治疗的实质。1961年，她被自己在纽约的心理医生玛丽安娜·克丽丝（Marianne Kris）推荐去了声名狼藉的佩恩·惠特尼医院。在这个号称“安全”的理疗机构中，位于六楼的所有房间都上了锁，所有的人都被禁止使用通信器材。当机构的负责人自吹自擂说这里“就像家一样”，有着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和各式各样的现代家具时，梦露反驳道：“嗯，那是所有室内设计师都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当你们治疗病人时，为何没有人会真正考虑到病人的内心呢？”为了可以让自己离开，她复制了自己在《无须敲门》里饰演的疯女人的行为，举起了一把椅子砸向接待室的柜子，然后坐到床上，手里捏着玻璃碎片，威胁他们如果不让自己离开，她就会用这片玻璃划伤自己：“如果你们想用对待坚果的方式对待我，那我就会变成一颗坚果。”而在先前，他们曾试图鼓励她放弃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而她解释道如果“一直做裁缝活儿或者玩西洋棋，打牌或者织毛衣”，“那就意味着自己成了他们手上的一颗坚果”［上述内容来自于她在这段经历三周后，写给自己在洛杉矶的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的信里］。这就像几年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18]（The Bell Jar）里描述的那样——但这是我竭力避免的一个类比，因为它势必会让人们将小说情节和它的作者与梦露的死联系起来（故事里的主角也是个金发女孩，并且在现实里，西尔维娅·普拉斯与梦露死于同一年），以至于放弃深入对梦露自我内在生活的倾听，放弃认知“未知之物的雷鸣”，最终放弃承认她独一无二的智慧。梦露的探索已经接近于无人之境，通过阅读她留下来的文字，我们可以捕捉到她在公共生活与私人伪装，杜撰完美与人们自身苦闷之间建立的联系，并最终使矛盾来到了令人尴尬的临界点：“我从小就与众不同，因为除了我之外，其他孩子都被期盼可以快乐成长。”她随后又补充，“可是那些祝成功，祝快乐，全都是油嘴滑舌的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