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11/15页）

只是在一两部电影里，像是《无须敲门》（Don't Bo therto Knock,1952）、《尼亚加拉》（Niagara,1953），梦露才得以出演那些可以揭露美国现实黑暗，以及其正想要努力忘却的痛苦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也是她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两个角色（其中第二个更像是她生命意义的一次重复）。这两部电影都以“二战”为背景。在《无须敲门》里，她饰演了一个因为爱人在空战中被击落，自此陷入杀人幻觉之中的女人；而《尼亚加拉》中，她试图一再加深丈夫的“战后创伤”，好让她的情人意欲实施的谋杀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心碎的老兵不得已而选择的自杀。似乎在这些早期的电影里，美国人会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疯狂或是残忍的女人的性欲之上，倘若不释放或是压抑，其中的暴力因素就无法得到自我解决。在《尼亚加拉》的结尾，那个女人即将被她的丈夫掐死，这位丈夫看透了他们的骗局，并且杀死了妻子的情人。但在我看来，影片中稍早时至少出现过五次她侧躺蜷缩的镜头（睡着或是昏厥），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死亡”（电影脚本里有一处要求她要睡得“如天使般平静”）。这似乎意味着，女性的性欲意味着一种对恐怖历史的救赎。女人往往会被当成是修复民族心理的工具，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遗忘一些事情的时候。而女人，则被拿来充当无数死亡的负债人。美国人否认自己的痛苦，那么谁来背负它呢？这个角色自然要由女人来扮演，毕竟总是她们挑起男人的欲望，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理智。

关于梦露，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发觉阿瑟·米勒原本想要保护和拯救这个女人，但结果怎么样呢？他莽撞地闯进了这个女人的生活，最终却因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而不得不推开她。“你是如此诚实，即便真话会带来麻烦。你从不故作天真无邪！是的……即使暴徒突然闯入，他们也绝不会伤害了你，还保持清白。”《堕落之后》中，昆丁这样赞美玛姬。而玛姬恰恰是以米勒眼中的梦露为原型。大屠杀之后，最糟糕的莫过于作为正义一方的美国人，还在不断吹嘘自己的清白。这也是I.F.斯通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中最厌恶的地方。后者表示美国的民主自由将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于是随后，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至，就像是预先安排的一样。而米勒的观察，则是把麦卡锡主义委员会的听证，与战争的后果放进了同样的戏剧化场景（就像是唯恐人们会忘记一样，他们又搭建起了集中营般的监视哨关注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并且一到关键时刻，就会燃起戏剧般的火焰威吓人们）。没有任何错误是清白的。以“玛姬”的第一次出场作为标记，《堕落之后》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请求，以及伦理上的责任。但到了最后，她变成一个酒鬼，一个瘾君子，一切仿佛“都在理解之外”。她成了彻头彻尾的被害人（这让人想起当时人们对梦露的变化的惊骇，詹姆斯·鲍德温在首演当晚就跑出了剧场）。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脱胎于生活的真实与震撼，不应掩盖这部戏剧在逻辑上残忍的反转。“你让我蒙上了谋杀的恶名，”昆丁在她再一次因药物诱发的自杀未遂后指责她。“但你的堕落，从来都与我无关。”此时，她“虚伪的清白”——这自然是来自米勒的臆断，是他必须要替她清理的魔障。等到我们再看米勒的回忆录《时易世变》时，这种逻辑已经坚如磐石了。对于《堕落之后》，米勒写道：“这部剧是关于民族与个人怎样因否认我们做过的事而导致堕落的故事。”而为了逃脱“消费梦露”的责难，他切断了自己与这个故事内在的联系，以及有关梦露的所谓“诊断”：“一切我为她保留下来的内容，都在捍卫她的纯洁。她的纯洁始终潜藏在心底，即使她自己都不曾相信。”他认为，这纯洁其实是被扼杀的。可他也意识到，这一切都不过是幻想出来的事情，是一个他自己与其他人共享的幻觉。但他还是不肯放弃有关对她终结他们的婚姻，以及自己生命的指责（尽管他的懊悔也不应被忽视）。以自己的思考结果来归罪于她，米勒最终将有关于梦露的一切总结成一种病态。这和其他美国人并没有区别——他们都在通过给她定罪，来治愈自己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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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是在隐秘中发源的。”梦露在自己最后一次采访里对理查德·梅里曼说道（她引用的是歌德的话）。“而名望，并不是我赖以生存的东西。”阅读梦露留下来的片段随笔、信件、日记和诗歌我们会意识到，尽管经受了无尽的磨难，但梦露是拥有另一重生命的。这隐秘的自我受困于她面对独处时也丝毫不松懈的自我约束。而早在1943年她就写道，“不去尝试、合理说明并且保护自己的真实感受，（此时她年仅十七岁，刚刚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会让生活变得很痛苦。可是到最后，这尝试会使接纳真实的自我变得无比艰难。”而在她尝试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尝试阅读弗洛伊德之前，她已经自发地意识到了弗洛伊德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性［在1962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她特意关照当时的记者阿兰·莱维（Alan Levy）要在自己说的“认识你自己”下面加上下划线，以示强调］。“你试着表现真实，同时你感觉自己正处在疯狂边缘。但那并不是真正的疯狂，那只是真实的你自己正呼之欲出的表现。这是很艰难的事。”她随后对另一位记者乔治·贝尔蒙特谈到：“因为如果你不是以真实作为起点，你就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尝试。”对于梦露而言，精神生活就像是表演，也是工作的一种。“无论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把我的精神世界忘记了，我都会努力做好自己，无论发生之事有多痛苦，我也会努力分析来由（只有无意识者才会想要忘记一切，我只能尽力记住所有）。“1955年，她把这段话写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尽管其中带有些许分析说明的成分。随后她又补充，“戒律——务必注意，我的肉体，我肉体的每一部分都只属于我。”她声明自己应当同时拥有身心的自主权，这显然已经具有了超前的女权主义特征，即使她自己并未看到这些内容在后来又被进一步强调。“我始终保有一份骄傲，那便是我是我自己。”她同样是在最后一次采访里提到。而工作则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我的工作里，我不再听从‘她们’，而是尽可能接下所有我期望的工作，充实地生活。”“她们”指的是那些曾让自己在童年时感到无比羞耻的人物。她对于自己性欲的羞愧，再一次毫无保留地体现在这些笔记里。但她在想象的精神世界里的投入，无论她有多憎恨现实，恰恰正是因为她的憎恨，则清楚地成了现实“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她著名的举动，拿着一把小刀，对准照片里自己美丽的脸庞，于我而言并不意味着一种虚荣，而表明她的想象投入已经接近完成，那将——并且只能使她，再度回归想象本身。“（为自己设置的目标）努力工作，在舞台上我不再会受到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