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10/15页）

除此之外，梦露的故事还与被剥削的性有关。她所崇敬的斯蒂芬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对“一战”后世界各地革命事件的考察后写道，“令我失望的是，性在这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崩坏的时代，堕落占据主导，而对性的热衷也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政治理想。战后，他对世界的状态普遍宽容，但却忧心忡忡于“战争心理，诸如美国国内反劳动、反激进的群体心理，似乎太过强烈了”。而伴随着激进政治的崩塌，性狂热就成了取而代之的内容。在斯蒂芬斯传记的最后几页，像是对好莱坞和梦露的出现有先见之明，他对电影事业进行了预测，“作为我们这个机械时代最使人盲目，同时也最富个性的东西”，它将会对之前所有的艺术形式进行整合。因此这本在她出演第一部影片时曾偷偷带在身上的书，在几十年前就预料到了她的生活。她也同时实现了他的两方面预言——性与电影的成就（我们只是好奇，当她在片场读到这部分内容时，她是否想过如果自己实现了这个预言，将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梦露了解并且憎恨着这个由机器支配一切的时代。理查德·梅里曼在她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表示：“当我用俚语问她，你是怎么‘鼓捣’出这一切的时候，她回答我说，我没‘鼓捣’任何东西，我又不是机器……虽然人们经常把我们这样的公众人物看成机器，但显然，我们不是。”

当阿瑟·米勒遇见梦露时，美国人民身上原本具有的激进主义特质，已经被斯蒂芬斯所观察到，而这些特质正在被性与政治理想互相撕扯所造成的鸿沟吞噬。在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时易世变》（Time-bends）中，他写道，美国文化“从男人的社会理想角度，提升了性欲的合法性，进而使人们无法认同彼此”（他放弃了基于这一主题的一部话剧，因为作品所预言的未来实在让他无法忍受）。“而我们上一次聚集到一起，还要追溯到这个国家上一个保守年代，那时社会公德还是死去的记忆。”“照例，美国人否认了他们的痛苦，努力驱逐这些记忆。”这同时是米勒与梦露婚姻的框架，也是梦露自己生活的框架。而在这一点上，好莱坞特有的空想主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理想破灭，无意识的民族主义接管了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备受瞩目，因为她的魅力和与众不同，要为所有人的成功与失败买单——这大概也是后来她被彻底激怒的原因。米勒并没有隐瞒任何秘密，同时也没有对自己没能拯救这个女人感到抱歉（毕竟他们是互相亏欠的）。就像在《堕落之后》中，昆丁对玛姬说：“在某一刻，就像那月光一样明澈的，我看见我们都被宽恕了。”

梦露被要求了些什么呢？“性”显然是关键。在特里林看来，梦露受教育的愿望，剥夺了大众“中奖的错觉”：“只要床事好，没有搞不定的女人。”为什么一个如此性感的女人，还要想着上床以外的事情呢？这显然是偏见，却使很多原本可以很出色的女人放弃了变得出色的机会。而梦露的独特，则是因为她童年时的贫寒，以及当她成熟时，身边立即聚集了一众无法摆脱的奉承者给她带来的精神痛苦（正如特里林指出的，这痛苦抵消了上天赐给她美貌的馈赠），她努力只让自己维持对生活最低限度的渴望，这种渴望几乎无关任何事情，而只是渴望本身。她曾用一个十分准确却又自相矛盾的词组来描述自己“渴望得到虚无”。究竟是怎样挫败的美梦，介入了这个女性的身体中呢？其实不必成为弗洛伊德的信徒，我们也不难想象，以这样近乎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她可以得到的是相等价的自由。她曾对诺曼·罗斯滕说，“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如果他们说爱你却根本不了解你，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恨你。”在毛姆的小说《雨》中，作品里的人物说“渴望是悲伤的”。这也是梦露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在生命的末期，她等待着出演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电影，在里面饰演那个勇敢揭发伪善的社会面目，却始终也无法得到赎身，只能反复自己悲惨命运的妓女。而当这个机会最终没能实现时，她自己无比失望（她还坚持希望能让李·斯特拉斯伯格来执导这部影片，最终也失败了）。但毛姆对此是乐观的，他在1961年写信给梦露：“我听说你打算出演《雨》里面的莎蒂，我相信你可以演得很出色。”

就此而言，梦露的受难故事提供一种全新的意义，那也正是一度风靡的“美国童话”不愿阐明的自身秘密。即使是她长期的药物依赖这件事，也是与此有关的。洛伊丝·班纳点明，她所服用的巴比妥和安非他命，这两种药物此前本是提供给“二战”士兵的，而它们被大量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则也可以看成战争造成的恶果。班纳写道，“它们是缓解美国人集体焦虑和沮丧的灵丹妙药”（百忧解的种子也被今天的药业巨头开发成了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好莱坞充斥着这种药物依赖，因为它自身的压力与秩序常使其中的演员们喘不过气。就像她身上的其他特质一样，药物依赖也是梦露这张“巨幅照片”的一个组成，她危难境况的一个症状。而这痛苦，连带着诸多不可言说的战争后果，在当时遍布整个美国。在班纳看来，当时的“演艺研究所”之所以拒绝了斯坦尼斯特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其中一个原因是研究所中的退伍军人无法忍受“自我探索”带来的有关战时记忆的二次创伤。这大概再一次印证了阿瑟·米勒的观点：“美国人否认他们的痛苦，并努力驱逐这些记忆。”（正如托尼·朱特所预想的，米勒也看出了否认苦难与保守政治之间深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