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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日(第7/10页)



“残联昨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是对方觉得我哥仍然不适合他们提供的工作。所以很可能成不了。试用期一过就会辞退的样子。”

我哑然了几秒,正要开口的时候,曹前接着说:“不过没什么。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不要急,急不来的,慢慢来吧……”

曹前用脚尖轻轻碰着袋沿,发出沙沙的声响,“就是觉得没法告诉我哥。他最近一直挺高兴的,看得出来。”

“前些天,在地铁上,我碰见一个和我哥哥应该是同样状况的残疾人。”在我以为话题已经结束的时候,曹前却突然又开了口,但他语气平淡,像是随便话着家常。

“虽然他坐在位子上,但一看他的手和两只脚我就能分辨出来了(他举起双手模仿了一下)。那人摊着一本杂志在看,但是翻页很困难,毕竟他们这种程度严重的,手指都没法并拢。

“地铁上别人都隔着他坐。

“最后下车时,我跟着大部队走到台阶二层,那时候也不知怎么回头看了一眼,却没发现他。我还稍微站住等了会儿,他也始终没有出现,最后干脆蹲下来。然后才看到,他是落在整个人群后面——落在非常后面的地方,整个站台都空荡荡了——一拐一拐地往这边走。

“我想,我哥平时出门也是这种情况吧。

“前两年,我妈一直在跑他救济金的事。听说是因为残疾的年份太早,现在的什么体系里没法加入,所以那300多块钱一直批不下来。直到去年底才刚刚拿到手。”

“连几百块也是吝啬的。”

曹前看着我,并没有转开眼睛:

“所以,这算什么呢。我哥他过的这种日子,他碰到这么多困难,他非常需要帮助……”



“有些事真的不公平。我觉得不公平。”

“我没法想通。”

“年初去采访一个犯人,20岁,到大城市去打工,工作没找到,最后还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他和几个同乡在深夜的马路上抢劫单身女性。最多到手不超过几百块,但一次他们对挣扎的被害人捅了几刀,整个性质突然变得非常严重。最后他被判了十九年。”

同行的资深前辈在过七十岁生日时,我和其他同事一起聚集在他家,蛋糕和饭菜还没有摆上桌的时候,他用我们所熟悉的语气与大家聊天。

“我们还在要求记者尽量提些可以挖掘他内心的问题,把谈话往那条路上引导。但后来大家也发觉了。这中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想法,甚至连过程也没有。被害人挣扎并大声喊叫,所以他就掏出小刀——有什么想法?一点儿也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他捅了她,因为要保护自己。你要在后期追加评论,‘就因为这个自私的念头,残忍地加害了一个陌生人’,也对,没错,但这话实际是多么愚蠢啊。”

前辈在行业里是第一个得到国际奖项的人,却没有架子,说话也实在,人缘始终很好。

“所以我常想,人的心理底线到底有多坚固呢?许多我们日常看来不应该做的事,无论如何也应该维护的底线,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被打破的,一点儿小小的诱因都能构成足够推翻它的理由。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那些支撑在它底下的价值观、人伦观,以及最弱势的法律——它们原本都是因为出现了罪恶的事才被后人制造出来的,所以要这些东西反而去遏制罪恶,就如同徒弟对付师傅,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所以,有什么可追究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你想过后果么’——不论怎样回答,仍然是愚蠢的对话啊。”前辈一挥手,“就因为这个,你们看,我现在转行搞起动物题材了,动物最简单,它想吃,它就捕食,也不会憋了半天回答你‘我错了,我非常懊悔,我对不起我的父母’,连采访对象都知道这样说方便你向电视台交差啊。”

大家一起哄笑开,并随着前辈夫人招呼上桌,那段话题才就此结束。



“所以,这算什么呢。”

“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公平。我没法想通。”



我接到导演的电话时刚刚下了飞机。因为托运的行李箱摔坏了壳,我手忙脚乱地把散了一地的东西收拾好,并忙着和机场交涉,所以前三通电话都没来得及接,但他持续打来,我扔下手里粘满了洗发液的外套:

“怎么了?我这里出大麻烦了。”

“哦……如果能让你欣慰点儿,我这里的麻烦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