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造访动物园 CHAPTER 11 A VISIT TO THE ZOO（第3/4页）

一九七四年，胡安·庇隆突然去世，伊萨贝尔成为总统，她对现状束手无策，欠缺考虑，毫无政治智慧，也谈不上狡诈，这些弱势让人们更加怀念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埃娃·庇隆，阿根廷滑向无政府状态。从我所认识的来自阿根廷的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身上，我发现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军队才能恢复秩序。

我清楚地记得伊萨贝尔担任总统期间的一个电视节目。当时公共休息室有台电视没关，我路过的时候打算进去关掉，顺便瞥了一眼屏幕，我难以置信地发现，上面播放的是一个生日派对，似乎是在为小孩庆祝生日，现场摆着果冻、帽子和音乐椅，食物掉在地上时人们哈哈大笑，猛吹派对哨，蜡烛吹熄后，他们唱起Cumpleaños Feliz（《祝你生日快乐》），然而“寿星女孩”竟然是阿根廷共和国总统伊萨贝尔·庇隆，而且参加这种幼稚狂欢的客人都是政府成员。尽管他们现在否认这件事，但这场轻浮的派对是面向全国播放的，而当时阿根廷每天都会发生爆炸和无耻的谋杀。

恐怖主义的氛围使得人人自危，没有什么靠得住。商店可能营业，也可能不营业；火车可能发车，也可能不发；供电也变得不靠谱。自我保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个人的当务之急，而且这种情况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经常有人不去上班，或者工作敷衍了事，就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伊萨贝尔·庇隆的政府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责，而军队似乎也不愿意发动政变恢复秩序。

一九五五年曾出现过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早期的庇隆政权，虽然军队此后很快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武装部队一直扮演幕后操纵者的角色，这引起了许多国民的反感，也说明了七十年代混乱时期军队一直按兵不动的原因，他们是在等待大多数的公众要求军方出面“拯救”国家。

整个一九七五年，随着形势的恶化，要求军方干预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军队“马上”就要夺权。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不见他们有所行动。一九七六年三月，民间盛传阿根廷即将爆发革命，三月二十一日，我给父母写信说：

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情况。现在谣言满天飞，没人说得准，但根据BBC世界广播频道刚刚播出的消息，军事政变即将发动；如果这是真的，你们可能暂时收不到我的信件。别担心！不会牵连到我的。

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平静地过去了，但二十四日的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收音机里的所有电台都在播放军乐。（我得承认，猛然听到军乐时我还挺高兴，因为此前当地电台喜欢无休止地播放探戈舞曲，我早已厌烦，更不觉得一大早听这种曲子能够心情愉快一整天，但晚上在黑乎乎的地窖酒吧里听听还是很刺激的）。总之，政变发生了。

起初人们怀有很高的期待，恐怖主义暴行的数量急剧下降，大家也变得更有责任心，街道得到了清扫，电灯亮了起来，商店营业了，英国发来的航空信两天后就能收到，不像平常要等一周甚至十天，火车也开始准时运行。就我个人而言，政变是个值得欢迎的事件。

所以，我充分相信那天下午的火车可以准时把我送回学校值班，不会迟到。然而，开往基尔梅斯的途中，刚刚经过里亚丘埃洛，列车就突然停在了阿韦亚内达。大批武装士兵冲出站台，包围了我们。

呼喊声和军靴声响成一片，所有乘客都被勒令离开火车站。士兵推搡着大家来到候车室，用枪托驱赶着行动不够迅速的乘客走出车厢。军官向士兵咆哮，士兵转而向乘客咆哮，到处都是人们寻找混乱中走散的丈夫、妻子、孩子和朋友的声音。

有人小声议论，说是火车上有恐怖分子。士兵在乘客周围架起了机枪，不许乱说乱动，意在引起罪犯乃至无辜者的恐惧。人群中一片混乱，哭泣和祷告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举起了手中的十字架和念珠。

他们把我们分成了好几组，每组三十人左右，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命令我们每个人背贴着墙壁站好。我所在的房间中央背靠背站着六名士兵，我们又被勒令脱掉了大衣和外套，这样搜起身来更容易。大家都很紧张，额头冒汗，闪闪发光，士兵和乘客的腋下也透出大片潮湿的汗渍。显然，这是一种不分你我的集体恐惧。每隔几秒钟，我都能感觉到汗水沿着身体流到闷热压抑的房间里。

士兵们大多是很年轻的义务兵，年龄看上去甚至和高中生差不多。他们当然也害怕，目光先是从乘客脸上一掠而过，接着自己人之间面面相觑，仿佛在寻找安慰。他们的肩膀顶着枪托，枪管对准了最前排五六位乘客的胸膛和头颅。沉寂笼罩着整个房间，虽然我尽量低眉敛目，不去看士兵们的脸，因为这样做可能被视为挑衅，但我的目光还是会好奇地向上飘，忍不住观察别的乘客都在看什么、士兵们在做什么。我看得到枪，顺着枪口的黑洞直视进去，让人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持枪者的手指搁在扳机上，但我不确定保险是否已经打开，如果其中一支枪瞄准了我，我不会知道对方能否扣下扳机。绝望。如果我被击中，我的父母怎么办？胡安·萨尔瓦多怎么办？谁会照顾好他？不，为了他们，我必须挺过去。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着地板，服从他们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