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第2/7页）

安娜和父亲一起说话花的时间可不少。在这些人家公寓的各个角落以及城市的条条大街上，用各种语言来交谈。在所有那些人里面，安娜觉得父亲最喜欢跟她说话了。

安娜第一次意识到一种语言就是人们——说同样语言的两个人不见得必然是同类人——之间共享的约定，那是她记忆中唯一一次问了个难倒父亲的问题。

那是在他们远足或者其他外出活动后回家的路上，当时天色逐渐暗淡。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们走在城市的哪个地段。父亲紧紧抓着她的手，迈开长腿跨着大步，她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太阳从屋顶落下去，又沉没在群山那边，他步子迅捷，速度越来越快。等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在跑了。

安娜还没看见任何东西的时候，声音就已先传来。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大笑，响亮又欢快，实在太开心了，连安娜都微笑起来，激动得想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让他发出如此笑声。但是，当他们来到发出这声音的街上时，她的微笑打住了。

有三个士兵在那里。

大笑的那个士兵最矮小。安娜记不清另外两个士兵的模样，只记得在她看来，他们好像出奇的高大。

“跳啊，”最矮小的那个士兵说，“跳啊！跳啊！”

他们前面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使出最大的劲头照着指令去做，在原地毫无意义地上下跳跃着，不过，很明显，他的腿有什么毛病——可能是严重损伤。不难看出，他非常不舒服。他咬紧牙关，每次鞋子撞到石子的时候都忍住不要叫出声，虽然疼得连面孔都扭曲了。

这似乎让那个小士兵更加开心。

也许最难理解的是那笑声中洋溢的纯粹又毫不保留的欢乐——在安娜的心中，那个士兵讲的是弗什曼医生的语言，因此，也是用那种语言大笑的。

弗什曼医生是个差不多快秃顶的胖子，平常总穿件马甲。他戴着眼镜，拿根拐杖，有时整天拄着它在小药店里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弗什曼医生喜欢咯咯咯咯地笑，这时脸膛几乎总是变得红彤彤的。安娜认识他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他偷偷送给安娜的小甜点要比她在别的任何场合见过的都要多。

那个小士兵说的正是弗什曼医生讲的话。

安娜有点糊涂了。她没法参照那位医生的语境理解这位士兵，又没法参照士兵的语境理解医生。所以，她做了碰到这种情况时任何孩子都可能会作出的反应。

她问了父亲。

如果安娜的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如果安娜在她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没有听过、说过德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用德语思考，像有潜在能力讲这种语言的人那样——总之，如果她的口音不是如此惊人的地道，这个故事还没开始就便结束了。

“爸爸，”安娜说，“他们为什么要嘲笑那个人啊？”

安娜的父亲没有回答。那个士兵转过头来。

“因为，liebling，”士兵说，“他不是人，他是个jude[4]。”

安娜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因为对她来说，那句话改变了一切。安娜以为她知道什么是语言，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知道人们如何无中生有引出不同的词语，为了描述周围事物的轮廓形状而说出来。

然而这句话情况要复杂得多。

什姆利克先生从不讲jude，他只说yid[5]。

这位士兵，无论他讲什么语言，还是跟弗什曼医生不一样，正如医生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跟那位犹太人什姆利克先生不同。

一九三九年，一群叫德国人的人开进一个叫波兰的国家，控制了克拉科夫城，安娜就生活在那里。不久这些德国人便实施了一项名为克拉科夫特别行动的计划，主要目标是针对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安娜的父亲就在其中。

克拉科夫特别行动正式实施的日子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安娜七岁那年——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亲要外出几个小时。

十一点稍过，父亲把安娜托付给弗什曼医生照顾，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有紧急活动需要参加，父亲把安娜交给朋友照顾并非什么罕见的事。父亲可以放心地把安娜短暂地放在家里，不过，当然了，有时候他需要外出的时间会更长些。安娜还很小，总需要有人来照顾。

安娜的父亲竭尽全力，让她远离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战争毕竟是战争。何况，不要指望永远把一个孩子保护起来远离尘嚣。大街上出现了不少穿军装的人，很多人大喊大叫，还有狗，以及令人害怕的事物，有时还会听到枪炮声。如果一个人爱说话，他女儿免不了会听到“战争”这个词被说出来，无论偷偷摸摸还是大声地说出来。无论在哪种语言里，“战争”都是个沉重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