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急流涌动（第6/6页）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民粹主义三大特征。仇官、仇智、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

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

民粹主义具有反市场倾向，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它的积极效应是平民参与，监督权威和精英。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多数人暴政的结果是把社会拉向后退，给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学者吴稼祥说，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

民粹主义往往是激情的、浪漫的。民粹主义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是，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民粹主义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比如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民粹主义并没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因此有人称民粹主义是一种“空心化”的政治工具。民粹主义有时候是进步的工具，有时候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翼力量的工具，也是右翼力量的工具。这种种情况，都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没有核心价值。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者常常高举反对压迫、要求公正的旗帜，但从前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对手或想象中的“敌人”所采用的手段，是不是新的压迫和新的不公正呢？

正因如此，一些人往往通过强调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进行操纵和控制，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阿根廷的庇隆在得到民众大力拥护，走出监狱并上台之后，就把法治变成了武力统治，系统地破坏了作为民主制度之根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不受随意逮捕、监禁的自由，实施个人独裁。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能够发展到“文革”的地步？郑也夫提出了一种解释。他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第二章“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平等思想之后，产生了一种原罪感。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使大众处于劣势地位，因而觉得自己对民众负有债务。在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在否定自身的同时，往往把大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高尚的道德，于是在强烈的自责中提出学习大众，进而放弃了作为先觉者启蒙大众的使命，同时否定现存的教育与文化，不惜以一种文化废墟代替不平等、不完美的现文化。这种原罪意识造成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从而助长了社会上民粹情绪的滋长。

邓小平提倡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是鱼龙混杂。如果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并且实施威权统治，也会刺激民粹主义加剧反弹，给社会造成不幸。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不应将渐进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拖延变革的借口。至于长期使用刚性手段压制民间不满，更属下策。

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有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精英群体将遭遇重创。就拿上面所举的杨佳袭誓案来看，江平也指出上海高院的判决在程序上存在着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刺激民粹勃兴的导火索。所以，在批评民粹的同时，应当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做到透明、公正，这才是缓解民粹情绪的正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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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3页。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

3 本段及下段引文，分见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77、179、123页。

4 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7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6页。

6 《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半月刊），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