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第9/13页）

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书二十一号。

就这样本是极简单的一封信，但在他那已有几分醉意的脑识中唤起了那已经忘却了的几场剧景。他率性又把酒来喝了一两盅，想立地去看佩秋，但又想到回头有朋友要来，而且没有预先通知便匆忙跑去，恐怕也有些不方便；他便坐下去，把桌面前的文件收检了一下，写起了回信来。

“佩秋”，他这样写着，没有称她是“同志”，也没有称她是“姐姐”。

时间跑得真快，我们不见也就三个礼拜了。这三个礼拜，唉！这三个礼拜！在这时期中是起了怎样的天变地异哟！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哪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哪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的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什么“幼稚”，什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的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从前喊的是“革命军人不要钱，不怕死”，现在喊的是“保护革命军人的生命财产”，妈的，要命了！一提起政治工作，便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他们说政治工作挑拨士兵对官长的恶感，挑拨民众对政府的恶感。妈的，真是要命了！

五月十八号的事情你该晓得罢？那天下午三时在开军事委员会，军委的参谋长报告鄂西的叛兵已经攻到了离武昌城十里的纸坊，骇得大委员们都惊惶失措，问他消息是从何处得来，他说是从武昌传来的。问他是几时得到的，他说是一点钟。适逢其会打到武昌的电话又打不通——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过江电话线时常发生障碍。这样一来，更加是得到实证了。主席的T大老说：“今天还要开什么会呢？敌人怕都已经打进武昌城了！”于是乎便叫参谋长下命令叫第八军派兵把守江汉关，防备敌人渡江。有两位委员便中途逃了席。我很怀疑，武昌的形势假如有那样急迫，但为什么卫戍司令的叶挺没有信来，代英也全没有信来？我是怀疑这消息不确。我说最好先派人过江去打听消息。那参谋长说，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人好派呢？我便自告奋勇，我说我去。于是大委员们便叫我去。待我跑过武昌，不消说什么变动也没有，我在南湖找着了叶挺和代英，但哪有那回事呢？我们的前线已经到了汀泅桥，叛军陆续在溃退。

叶挺很愤慨，他说：“外敌易堵，内敌难防。”爱滑稽的代英说：“万一汉口有什么动静，我们倒要当第二刘玉春困守武昌城了。可惜式昌城有一部分拆毁了，应该赶快恢复起来。”我回到汉口，在国民政府里找着T大老的时候，我劝他渡江，他说：“现在不成问题了，前两礼拜董幸寅那个孩子在闹土地问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就那样那位鬼参谋长不知道是何居心要诳报军情。

不过这一诳报，的确是发生了一点效用。在中途逃了席的一位委员，他是在P地的大学当过教授的。政治部的编纂委员K以前和他是同事，他那天下午刚好由武昌过江来访他，看他在剪发，把头剃成了和尚，委员问到武昌的情形，才知道并没有那样的紧急，他很感谢K，他说：“你来得真好，再迟两分钟，我的胡子都要剃光了。”据K说，这位委员在最近两三个礼拜，买长江轮船的大餐间都已经买过三四次。风声一紧便买船票，买了，不用说又废弃了。哼！妈的！这就是所谓“领袖”！

我早晓得武汉是这样，我真不该跑回来了。我留在上海就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我恨我不是有枪阶级，假如我手里有兵，由得我的一意，我要把那些家伙杀得一干二净！现在的一些同志也真气人，开口在讲“策略”，闭口也在讲“策略”，开口在讲“退让”，闭口也在讲“退让，”枪尖子都逼在心上来了，我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我自己真是灰心！我每天奉行故事地过江去，过江来，我有几次想跳进那黄鹤楼下的江水里面去淹死了！你还要叫我做文章吗？我们现在有什么文章好做？你敢说一句什么话？连我那篇《脱离以后》都不能够继续发表了。哼！奇怪，在革命政府之下，没有言论的自由！

你问我醉过酒没有？对不住，我天天都在醉，目前也正在醉。我除喝酒以外，没事可做啦。

你病了！什么病！是从前的吐血病犯了？我希望你好生保养，我明晚打算来看你。

他一写便把一肚皮的牢骚都倾泻了出来，把信封好后，叫一位勤务兵来送了出去。自己觉得心头稍稍疏畅了一点，走到床边去把靴子脱了，正想倒下床上去躺一下，但门上有人叩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