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六、人也是植物（第2/4页）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戴‘帽儿’（ 右派帽子 ）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