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 琴（第18/21页）

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提醒她，马老大已经死了六七年了，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反正我心里不舒服。”春琴提高了嗓门，“直说吧，你是删，还是不删？”

我耐着性子跟她解释，现实中的人，与故事中的虚构人物，根本不是一回事。既然是写东西，总要讲究个真实性。可没等我把话说完，春琴就不客气地回敬道：

“讲真实，更要讲良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再这么纠缠下去，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板起脸来告诉她，我不打算删掉任何一个字。春琴立刻把手里的毛衣往床上一扔，蓦地站了起来，从床头柜上端起水杯——我原以为她会把水杯直接朝我砸过来，还好，她只是喝了一口水。随后，她抹了抹嘴，说了句“让你的真实性见鬼去吧”。一扭身，气咻咻地出了房门。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冷静下来。我来到厨房，看见她正在灶下烧火，暗自垂泪。我走到她身边，正想蹲下来劝劝她，可她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从灶下起身，走到灶前，掀开锅盖，将铜勺在铁锅里胡乱搅了搅，对我说：

“明天一早，你就去街上买张床回来。”

“好好的，为什么又要买床？”

春琴就把勺子在锅沿上重重一敲，怒道：“从明天开始，我跟你分床睡。”

我知道，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不服软看来是不行了。我当即向她发誓赌咒，不仅保证将马老大、吴其麓之间的那段故事（总共四千多字）尽数删除，而且，凡是她认为应该删改的地方，我以后一律照办。

从那以后，我在给春琴读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中断，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旦她提出不同意见，就将它记录下来。等到把整部书读完，再一并做出删改。当然，我自己也留了个心眼。凡是那些有可能引起春琴不快的段落，我都一概跳过不读。可即便如此，她最终提出来的修改意见，竟然也达四十九处之多。

其中改动最大的，是更生这个人物。关于他与唐文宽之间的那档子事，春琴责令我一个字都不许提。前后删改七八处，删掉的内容，大约在七千字上下。这样一来，更生从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被降格为一个次要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如果说到我的小说中让春琴最为反感的人物，出乎我的意料，既不是她曾经的死对头梅芳，也不是她深恶痛绝的王曼卿，而是一个名叫沈祖英的人。至于说她对沈祖英心生反感乃至厌恶的理由，说来十分可笑——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春琴讨厌沈祖英，竟然是因为我在故事中写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春琴说，她平时最讨厌戴眼镜的女人，“文乎文乎，装模作样，讨厌死人了！再说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成天呆在那个图书馆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搞什么勾当。你竟然还夸她长得漂亮！”

按照春琴的建议，我把沈祖英与我在下午喝茶时“讲文论史”的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重写了“沈祖英”一节。

不过，春琴的建议并不都是那么荒唐可笑、蛮不讲理，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很有见地。比方说，雪兰与我离婚后，我本有一大段文字写到小武松、银娣去上海后的生活经历。可春琴说：“你一会写镇江，一会写南京，一会冒出个合肥，现在又来了个上海，搞得我头大。再说了，他们在上海跟女婿的那点事，与整个故事全不相干，我劝你还是把它划掉为好。”

你还别说，这一大段枝蔓被划去之后，文章的脉络顿时变得清晰流畅了许多。

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我还写到了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龙冬因第一次吸毒被抓，经人指点，春琴硬着头皮去哀求定国出面疏通。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定在英皇酒店的一个套房里。这是春琴亲口告诉我的一段秘闻，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但当我读到这一段，因担心春琴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就直接跳了过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决定把它删掉了。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暴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