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第27/31页）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

预卜未来

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村里忽然传出消息，村西的牛皋要死了。村里人像走马灯似的从龙英家进进出出。我和堂哥礼平到他们家看热闹，正巧撞见魏家墩的郭济仁，让人扶着，颤颤巍巍地打门里出来。郭济仁是我们当地最有名的郎中，九十多岁了，诊费高得吓人。这些年，因年老行动不便，他极少外出给人诊病。礼平说：“郭济仁一出场，就说明老牛皋十有八九是不中用了。我赌他今天晚上就会翘辫子。”

礼平的话大概是不错的。我看见龙英和几个邻居已经在门口张罗着搭灵棚了。

老牛皋双目紧闭，悄无声息地躺在屋里的一扇门板上，头冲着门，脸上灰黄灰黄的，像是打了一层蜡。老鸭子和新珍正要帮他换寿衣，马老大手里拿着一缕丝棉，凑在他鼻子前试了试，又趴在他胸口听了听，对众人道：“莫慌莫慌，还有口气呢。喉咙里‘窟噜窟噜’地响，还听得见痰音，再等等吧。”

当天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打着算盘。当他第二次催促我上楼睡觉时，我怀着一丝恐惧和即将有大事发生的期待，问他老牛皋今夜会不会翘辫子。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道：

“放心吧，他死不了。”

随后，他用一根针挑了挑灯芯，又加了一句：“虽说一直是病病歪歪的，可他命硬，不妨事。我看他比村子里一多半的人都要活得长。”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天一早，我和礼平到龙英家门口晃了晃，发现门前的灵棚已被人拆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两天，老牛皋就在龙英的搀扶下，到外面来晒太阳了。半个月之后，牛皋已经能够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出来转悠了。他在燕塘的水码头边遇见了正在放虾网的赵锡光，就有些得意地对他说了句俏皮话：“我倒是想早点死，可人家阎王爷嫌我在阳间的罪还没遭够，不收啊！你说咋办呢？那就活着吧。”

赵先生接话道：“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劝你还是离水塘远一点。要不然，一个跟头栽到水里，你看阎王爷收不收？”

一天下午，我正要去赵先生家温课，正巧遇上父亲从仓库回来。他身上有一股“六六六”药粉的味道。“今天别去温课了。”父亲没来由地对我扔下这句话，把手里的一串钥匙丢在桌上，走到灶台前，揭开颈罐的盖子，舀了一勺水，直着脖子喝了下去，抹了抹嘴，示意我在桌边坐下。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