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第16/31页）

赵德正当上农会主任后，村里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孤儿。他们说，赵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脸色阴沉地往台上一站，确实有一点不怒自威的气派。他平时不爱说话，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点——因为只要他金口一开，往往就是命令，容不得你去跟他讨价还价。念报纸和读文件一类的事，他是不屑于干的，全由高定邦代劳。他做起报告来虽说脏话连篇（据他自己说，若不带脏字，他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居然也能条分缕析，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一二三四五，点点不漏。连郝乡长都夸他“这狗日的，话糙理不糙”。后来，德正入了党，他的官职由农会主任变成了指导员和教导员，再后来人民公社成立，他就成了我们大队第一任支部书记。

可德正也有一样不好：他习惯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当家奴一般使唤。开始，定邦还能隐忍，再往后，就有点面和心不和。特别是当农会的另一名骨干梅芳嫁给了他弟弟高定国之后，三个人“连起党来”，开始公然与赵德正作对。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定邦撇开赵德正，成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名为“青年突击营”，高定邦自任营长。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成天挂在嘴边，村里人人皆知，叫做：“背起包，跟我跑！”

后来，村子里有传言说，梅芳实际上同时嫁给了兄弟俩。她前半夜与定国睡，后半夜则由哥哥定邦享用。这多半是村里人闲极无聊而编出来的瞎话，根本不足为信。据说，这事首先是从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口中传出来的。而银娣之所以知情，是因为她与村中几个胆大的妇女，有半夜潜入人家窗下听壁根的恶习。我记得去年秋末的一天，我的堂哥礼平不识相地向银娣求证此事的真伪，后者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巴掌在他脸上拍出了五道手印，仍觉得不解气，又在礼平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件事也是导致我婶婶和银娣多年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一年春天，严政委来乡里检查工作，专门来到儒里赵村，看望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部下。他没有回到乡里去住宿，而是在赵德正居住的祠堂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春雷一夜未停，瓦缝中的漏雨打湿了半边床，两人索性披衣坐起，在昏暗的油灯下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严政委临走前，特地交代赵德正说：

“老伙计，艰苦朴素是必要的，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你琢磨琢磨，选个地方，给自己造个房子吧。砖瓦你自己想办法，木料我替你解决。”

那个年代的官，说话还是算数的。严政委给大路林场的厂长打了个招呼，没过多久，厂长就派人给德正拉来了七八根粗大的圆木。这些木料长年堆放在祠堂院中的阅台上，任其日晒雨淋，木色渐渐发了黑。很快，阅台上的蒿草就把它们盖住了。

德正一直没想为自己盖房。当他缠着郝乡长，要在村里办一所学校时，这批木料被他作为重要的筹码，与郝建文软磨硬套，“你看，建校舍的木料，我们都已准备齐了，只要上面批下来，我们可以立刻开工。”

他在祠堂里住惯了，觉得这样挺好。可那些由新珍或银娣介绍过来的对象却不这么看。她们抱怨说，人长得丑一点倒也无所谓，若在破败、潮湿、散发着霉味的祠堂里成亲，不说别的，一想到旮旮旯旯里的那些老鼠、蜈蚣（说不定还有赤练蛇），就让人受不了。据说，三老倌当年就是晚上睡觉时被老鼠咬破了鼻子，得破伤风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去半塘为德正提亲时，春琴的母亲一听说德正还住在祠堂里，就拉下脸来，皱眉道：“要是没有新房，所有的事都免谈！”

窑头赵村有一个名叫骆金良的窑工，原先与赵德正一起给人抬过轿子，两人私交甚密。骆金良是个有心人。每当砖瓦出窑，骆金良就把那些缺边少角的断砖残瓦，悄悄地捡出来，堆放在窑厂边的一个草棚里。到了去年年底，他估摸着这些砖瓦足以建造三间大瓦房了，就让他女儿来到我们村给德正送信：砖瓦有了，新房可以随时开工。

小木匠赵宝明对德正说，正月里天寒地冻，不宜大兴土木。可既然春琴已答应嫁过来，德正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元宵节一过，他的新房就在刚劲的北风中开了工。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同彬已经在焦急地计算德正家上梁的日期了。他让我一旦打听到上梁的准确日子，就“马不停蹄”，立刻向他通报，“他妈的，上梁的前一晚，老子豁出去了！不睡觉等天亮，你呢？”同彬还说，要是等听到鞭炮声响起，再从床上爬起来冲过去，馒头和糖早就被人抢光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一过正月十五，德正家上梁的日子，已经成了我们唯一的指望。上梁时的情景，我们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领头的木匠师傅赵宝明，嘴里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短铅笔，牛逼哄哄，跨在大梁上，一边放着鞭炮，一边满天满地地撒下糖果、糕点和馒头，别提有多神气了！他把糖果撒向东边，人群山崩海啸般涌向东边；他撒向西边，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西边。这样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