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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坏消息都是黄泽如通过王进学创办的《南洋日报》，和在其他南洋报刊上看到的，这让黄泽如既震惊又愤怒。那个阶段，黄泽如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比如，日本人已经打到哪里了，中国人都在进行哪些抵御和反抗，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了吗？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词，对于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到南洋的黄泽如来说，确实有点陌生，他只知道两个政党政见不同，在闹矛盾，甚至在打来打去。身在海外的他真的分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他只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一手创办的，所以，爱屋及乌，他对国民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后来，孙中山仙逝，他对国民党的印象也就渐渐淡漠了。至于共产党，他就一点也不了解了。其实，任何人也无法去苛求他对此作出判断，如果一定要让他说出两个政党到底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是一点也没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懂得那都是什么样的两个政党，这时的黄泽如其实也不想去弄清楚他们，他只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不管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都是自己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再大，门关起来都好商量。问题是现在大敌当前，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里来了，现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国内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作为漂泊海外的华人，心情一点也不比在国内的人轻松。抗战一爆发，南洋四十五埠的一百六十八名代表，立即在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八百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张三年亲自担任沙捞越分会的会长，没日没夜积极组织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而这时的张三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既然这里提到了张三年，不妨多费些笔墨啰嗦几句。多年以前，当那个年轻的张三年准备背井离乡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时，据说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叫桃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桃子姑娘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富商，虽然是富商，也不一定真的富得不得了，那种富不过是相对张三年而言的。富商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宝贝千金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姑娘的父亲说，要娶他的女儿桃子，除非母鸡会打鸣，公鸡能下蛋，否则的话，只要他在这个世界活一天，他的女儿就不可能嫁给他。张三年知道他在欺侮他穷，配不上他的女儿，一气之下，出走南洋。他向桃子姑娘的父亲发誓，有一天，他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多一百倍，多一千倍，他就不信到那时他娶不到桃子。这就有了他和陈可镜的二叔后来的故事。张三年一边在南洋打拼，一边从来不敢忘掉那个叫桃子的姑娘。从内心来说，他是深深爱着那个姑娘的。他在赌气的是桃子姑娘的父亲，而不是桃子姑娘本人。多年以后，张三年终于在南洋获得了成功。他赚到的钱几乎可以用车拉，用船载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办了汇票，想回到国内，以极其隆重的方式去向桃子姑娘的父亲求婚。尽管他也知道此时的桃子姑娘，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桃子姑娘，而是已经成了半老徐娘的桃子，或者说，早已经嫁给别的男人，成了别人的妻子，说不定已经儿女成群了。但是，冲着当年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的那些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他也必须赶回去，当面会会姑娘的父亲，用自己的财富，一洗当年桃子父亲给他留下的耻辱。

张三年的心愿最终没有实现。没待张三年回到国内，他得到的消息是，桃子姑娘的父亲已经死了，桃子姑娘在为他守了十几年的青春后，一个人买了来南洋的船票，千里迢迢寻找张三年来了。张三年得到这个消息时，桃子姑娘已经到南洋三年多了。张三年赌气归赌气，听到这种消息，心里却说不出的难受。那种感觉很奇怪，不仅仅像是自己当初被一个武林高手打得半死，当他已练就一身绝技，想报一箭之仇时，对手却已经不在，失踪了，使他憾无对手；让他感到难受的更多的则是姑娘的有情有义。姑娘记住了张三年和她的父亲说过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娶她的那句话，并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一年又一年的为他守身如玉。与桃子相比，张三年就显得可恶卑劣多了，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报复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穿了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从来就没有设身处地去为桃子姑娘想过一回。如果说，他和姑娘之间确实是在用一种爱支撑的话，那么，姑娘的爱就比他高尚得多，伟大得多了；而他的爱，却显得太自私，太狭隘，太小家子气，甚至于有点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