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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和女婿的到来，无疑给高伯带来了无比的欣慰。但当得知女婿是因触犯了朝廷才被迫来到南洋时，高伯马上对这个才见面的女婿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和不满。尽管女婿一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高伯仍然不为所动。到了这时，黄泽如才发现岳父其实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简单，他当初带领百姓拒交税粮，那完全是为了生计，为了救命，也就是说，那是万不得已的，是一种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应。而且，事后他已经在为他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引为终生的遗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税纳粮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可以抗交呢？那时他到底从哪来的胆量呢？如果说能够有第二次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他对女婿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说也已经晚了，但我只要求你们一点，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远，到了哪个国家，有一天你终归是要回去的。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黄泽如见到高伯后，高伯一口气向他和自己的女儿掏出来的心里话。

千万别以为高伯在说教，和黄泽如的父亲黄敬芳一样，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里确实就是那样想的。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潜藏有一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结。那是一种相当原始和固执的情结，只要有了那种情结，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里，那种忠于朝廷的心情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伯在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在为自己当初的起事和后来的离开大清国耿耿于怀，那当然是后话了。

两个家庭终于团圆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三个多月来，两家人经历了一样的灾难，千难万险，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都发现，生活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都已经伤痕累累，于是都不愿意再提过去的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陈可镜，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让李清华伤心难过。

生活总得重新开始，该忘的就得忘掉，一个人是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包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该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来他打算替他们小夫妻租一间屋子，让他们在新加坡先站住脚，再慢慢看要怎么发展。但陈可镜却坚持要到沙捞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陈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捞越的古晋开饭店。他说他必须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经老了，要不是因为二叔，他也不会到南洋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给了他们夫妻一些盘缠送他们上路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沙捞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原本属于文莱苏丹管辖，文莱苏丹派有总督及亲王驻在沙捞越的古晋，处理政事。沙捞越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献给你"。十九世纪初叶，一艘英国商船途经沙捞越境内时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捞越人救起，并受到了优待。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及商会因此请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为代表，带着礼物文书赴沙捞越，向驻沙捞越的文莱亲王及总督表示谢意。詹姆斯原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后辞职进行他的探险活动，到过槟城、新加坡、马尼拉、中国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达沙捞越后，向亲王与总督转达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与商会的谢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殷勤的接待，他还与亲王结为挚友。在此后的两年中，布鲁克帮助亲王镇压了沙捞越人民的武装反抗。因为亲王曾在事前多次许诺，只要布鲁克帮助他平定暴乱，便将沙捞越授给他，并封为该国"拉者"（国王之意）。所以，根据这个诺言，詹姆斯·布鲁克于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为沙捞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文莱苏丹的正式册封。一八四六年，沙捞越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国家正式成立，沙捞越便纳入了马来西亚。

中国与沙捞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历史，那里大多数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州只有轮船可通，辞别时，李清华抱着高兰香痛哭了一场。都说南洋好，到底好在哪里？家乡却有那么多人打破头都想着漂洋过海要来南洋，这不，才来南洋多久呢，就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以后的路还怎么走？两人互相道了珍重。那情形，有点像生离死别，仿佛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弄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凄凄惶惶的，直想掉眼泪。这边告别过后，李清华又去向阿春一家作别，难免又忍不住一阵哭天抹泪，悲怆的哭声让人听了都心寒。哭过后，还得上路，还得谋生去。大家都在心里替他们着急，心里想着，他们前面要走的路到底凶险不凶险呢？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