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第3/5页）

弋舟：这位年长的朋友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你不会喜欢这样的小说呢？回到你前面说过的话，“这个阅读趣味可能要适合自己。这就要求写作的那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了解自己”，在我看来，我们的那个“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是阅读在某一刻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自己”觉醒，“哎呀，我遇到了我！”这正是写作与阅读的秘密，它被我们寻找，也强力地寻找着我们，找到了，捕捉住，于是，我们的那个“自己”才如花绽放。这可能是一个发掘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发掘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塑造是因为拜它所赐。那个写作的人如何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随时随地地去阅读和写作。你那位年长的朋友，可能恰恰忽略了这种“时刻生长的阅读趋势”，他只看到自己对阅读的控制，忽略了阅读对自己那强大的改造，并且，如你所说，他还有可能割裂了自己与“他”和“他们”以及无穷的未知者之间的关系，不见他者，也难见自己。听你的，这篇对话就叫“重逢准确的事实”吧。

王苏辛：人是先遇到事实，再遇到自己。那位年长的朋友首先从他关心的那部分来看待这个小说，认为这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女青年的成长史，这中间有他关心的那部分社会性的变化，他根据这个缘由去理解这个小说，觉得应该是个我陌生的东西，我不理解那个时代怎么能理解这样的人物呢？上个月我碰到复旦大学的金理老师，我们都很喜欢《随园》，但他喜欢的理由和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外向内的，我则是由内向外的。我喜欢的理由可以说非常单纯，就是觉得女主角想的某些问题我也想过，这种想可能不需要同样的经历，但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也可以说，我通过这个小说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实，也正是这部分事实让人有可能进入那些潜意识中有，但可能还未彻底揭开其面纱的世界，如此，阅读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样——我们遇到自己的“阅读”，惊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没有那样的经历，便无法理解那样的作品”，这样的认知方法，显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学的意义，几乎算是消解了文学存在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压根没法理解孙悟空跟贾宝玉。当然，尽可能多一些地给不同的阅读者提供发现那个“自己”的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见山见水，你得写得有山有水。格非先生说这本集子写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兑现。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说起过小说“密度”这个话题，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质结实，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么，即便它打得不漂亮，价值也高于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这个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先生这样一位曾经以“漂亮椅子”为能事的前辈之口。我觉得，此间确有真意。所以，这本集子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让它生长在现实的根基之中，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过往乃至未来，年长的朋友、金理和你，都翩然而至。我得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动辄让人坐着毯子飞起来，我现在不大热衷了。

王苏辛：格非老师那个比喻对小说叙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家不可能把三维的世界压扁来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写出一层层递进状态的事实。要抵达如此结实和茁壮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剥洋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准确的事实重逢，甚至写到后面，作者本人也会因为这个小说，明白了一些自己过去不甚明白的东西。如此，写作也可以是阅读，阅读也可以是写作，生活因为精神层次的递进和辗转，有了密度，我想，这或许是你说的尊重铁打的事实的最大的意义。就像我读《发声笛》的结尾，发现你把小说的点落到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样子，那个唱着歌的人，身上充满未经反省的荷尔蒙，但这样的他，或许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这般的源头。再说到小说之外，正是不断的“回去”，不断回到那个“朴素”少年，生而为人才不至于总是积累歉疚，而是用不断的进步，来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弋舟：那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们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实”，需要我们有能力去“准确”地与之“重逢”。而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虚拟化”的习性——山就是山，是石头和植被，不要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一堆音符”什么的。你所说的“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我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不讲逻辑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尽管，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抓铁有痕，轻盈或许才真的能够轻盈。对“现在进行时”的重视与尊重，必定导致我们重视与尊重逻辑，因为，由此我们不得不去重视与尊重“现在进行时”的根由——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一群中年人，他们不是凭空活在丙申年里的。而且，有了来路的对照，今天的诸般心事才更加让人怅惘，那些个朴素的少年，才愈发显得珍贵。于是一切都会有了“准确”的基点，让我们能够稍微可信一些地“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