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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怎么去？’

“‘坐车，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能把车开快吗？’

“‘行。’

“她退缩了一下。

“‘你疼吗？’她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谁？我思忖。那是谁？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镇静剂有剩下的吗？’我问。“‘不是很多了。’

“‘我们再去搞一点。’

“‘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她说。

“我站在过道里。房门只打开一条缝。出现的脸，都带着一双双狐猴的眼睛。有的脸，只有一只眼睛，带着歪曲的嘴。拉赫曼穿着一条长长的灰色衬裤，如同蚱蜢一般跳上楼梯，把半瓶干邑白兰地塞在我手里。‘这对你迟早会有用，’他轻轻地说道，‘特优陈酿级的！’

“我当场就痛快地喝了一大口。

“‘你能不能再卖给我一瓶？’我问。‘这里！钱，我可多着咧。’

“我的第一个冲动本来想把格奥尔格的公文包扔掉，可是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从这个皮包里，我找到了一大笔钱——而且更加有用的是，他的护照，以及海伦和我自己的护照。

“我用格奥尔格的衣服包住一块石头，抛进了海港里。随后，我打着手电筒仔细察看了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就走到格雷戈里乌斯的家，将他唤醒了。他肯不肯替我改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换上我的相片呢？起初他很惊恐，一口回绝了。他的营生是‘修正’流亡者的护照，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他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正直，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乱七八糟的局面应当由上帝来负责——但是他以前从来不曾见到过一张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护照。我告诉他，这不是一幅画，用不着签上他的名字，又说一切责任统统由我来承担，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跟这张护照有过任何的瓜葛。

“‘要是他们严刑拷打你呢？’

“我给他看我的手和脸。‘我在一小时后就要动身，’我说，‘作为一个流亡者，脸又给弄成这副样子，我是十公里都跑不出去的。可我又非得离开法国不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的护照。把相片翻拍一下，拿来粘在盖世太保的护照上。该收多少费用？我有钱。’格雷戈里乌斯最后同意了。

“拉赫曼送来了第二瓶干邑白兰地。我付了钱，回到房里。海伦站在床边的桌子边。原来放着那些信件的抽屉，依然打开着。她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了，走到我面前。‘是格奥尔格干的吗？’她问。

“‘是一个委员会。’我说。

“‘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走到窗子那儿。那只猫逃走了。她打开了百叶窗。‘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又说了一遍，带着那种深沉激动的判罪心情，像是一个巫医诅咒他部族的敌人。‘罚他的灵魂今世来生入地狱……’

“我握住她那抓紧的拳头，把她从窗子那儿拉开。‘咱们该走啦。’

“我们走下楼梯。一双双眼睛从每一扇门里盯着我们。有一条灰色的胳膊打了个手势。‘施瓦茨！背包不要拿。警察正在注意这些个背包。我有一只人造革手提箱，又便宜又漂亮……’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手提箱。我需要运气。’

“‘我们的手指会一直交叉着给你祝祷的。’

“海伦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可以听到一个在门口避雨的湿淋淋的妓女劝她不要出门，在这样的雨里你接不到什么生意。也好，我想，对我来说，街上不可能太冷落。‘那玩意儿打哪来的？’海伦看见了汽车，便问。‘偷来的，’我说，‘应该能带我们走一程路。上去吧。’

“天色仍然很黑。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了下来。如果踏板上还留着一点血迹的话，这会儿也一定都给冲洗干净了。我在离格雷戈里乌斯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了车。‘站在那边底下，’我跟海伦说，指了指一家出售捕鱼用具商店门口那个悬挂的玻璃遮棚。

“‘我就不能待在汽车里吗？’

“‘不能。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装作正在等候客人。我一会儿就回来。’

“格雷戈里乌斯已经改好了。他的惊恐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豪。‘唯一的困难就是那身制服，’他解释着，‘你相片上穿的是便服。因此我就把他的头给切掉了。’

“他先把格奥尔格的照片给撕下来，剪掉他的头和脖子，将那身制服贴在我的相片上，然后把这张剪辑的照片重新拍下来。

“‘纳粹党冲锋队大队长施瓦茨。’他骄傲地说。他已经将那张翻拍的照片弄干，而且粘了上去。‘钢印凸出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验看得很仔细，我只好承认，你就完蛋了——即使是真的，你也一样会完蛋。这是你原来的护照——一点也没有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