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2/3页)
我看着他,被他说话时的疯狂和激动所震惊,他似乎已经歇斯底里,又或许是喝多了。一小时后,我走进了一个和大厅分隔开来的小房间,那是给人读书的地方,但里面没有书也没有报纸,因此很少有住客去。开门时,我看见刚才说话的那个小伙儿一个人在里面,正跪着祈祷。把门关上之前,我刚好看见他的脸,上面写满了痛苦。看到这一神情,我恍然大悟,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床铺收费八便士,我和帕迪还剩下五便士,我们便把钱花在了“酒吧”里,这里的食物比较便宜,虽然不如一些公共寄宿所便宜。茶水好像是拿茶渣泡的,我猜是人们捐给救世军的,不过他们一杯茶就要卖三个半便士,味道还很差。十点钟的时候,一个军官吹着哨子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大家很快都站了起来。
“这是干嘛?”我吓了一大跳,向帕迪问道。
“那说明你得去睡觉了,而且动作得利索一点。”
在军官的命令下,全部两百号人像绵羊一样听话,成群结队地去睡觉了。
宿舍是个很大的阁楼,像间营房,里面有六七十张床。床很干净,也还算舒服,就是很窄,而且床与床之间挨得太近,呼气的时候直接就呼到旁边那人脸上去了。房间里睡了两个军官,以防止熄灯后有人抽烟或说话。我和帕迪几乎一夜没合眼,因为不远处有个神经有毛病的人,可能是患有弹震症[4],时不时就会喊一声“皮普!”,声音又大又刺耳,有点儿像汽车喇叭的声音。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叫,但这样注定是没法睡觉的。别人都管这家伙叫“皮普”,看来他是寄宿所的常客,每晚他都要把一二十个人弄醒。在这种集体管理的寄宿所,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睡不好,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早上七点,又响起一声哨子,军官们巡视一圈,把没有立即起床的人摇醒。从那以后,我在不少救世军寄宿所住过,发现尽管不同的地方略有差异,但实行的都是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这种寄宿所便宜是便宜,但在我看来太像济贫院了。其中有些寄宿所每周还要做一到两次礼拜,强制要求所有住客参加,否则就得走人。事实上,救世军习惯了以慈善团体自居,甚至连开寄宿所都带上了慈善的意味。
十点钟的时候,我去了B的办公室,问他借一英镑。他给了我两英镑,并让我需要时再来。这样一来,我和帕迪至少一周内不用为钱发愁了。我们白天在特拉法加广场[5]游荡,去找帕迪的一个朋友,却始终没找着。晚上去斯特兰德大街[6]附近一条小巷上的寄宿所住宿,那里收费十一便士,可里面黑乎乎的,而且气味难闻,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出没地。楼下昏暗的厨房里,三个看上去有点暧昧的小伙子身着时髦的蓝色套装,分开坐在长椅上,其他住户没怎么理睬他们。我猜他们是同性恋。他们看上去跟巴黎街头的流氓痞子差不多,只是没留络腮胡子。火炉前,一个穿着整齐的人正跟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讨价还价。他们是卖报纸的,穿着整齐的人正在向光着身子的人推销他的衣服,他说:
“看吧,你还没穿过那么好的衣服吧。外套半克朗,裤子两先令,靴子一个半先令,帽子和围巾一先令,总共七先令。”
“你要得太多了!外套我给你一个半先令,裤子一先令,剩下的我给你两先令。总共给你四个半先令。”
“要不一共五个半先令吧,伙计。”
“那也成,脱下来吧。我还得出城卖晚报呢。”
穿衣服的人把衣服脱了,三分钟后,他们就换了个样。原先光着身子的穿上了衣服,另一个脱了衣服,把一张《每日邮报》围在腰间,像是穿着苏格兰短裙。
宿舍光线很差,里面放了十五张床,显得很狭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尿臊味,难闻得让人一开始只敢小口呼吸,否则肺里就会充满这股刺鼻的气味。我刚躺上床,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出现,探身过来和我闲扯,虽然他说话醉醺醺的,但能听出来他受过教育。
“你在公学呆过,是吧?(他听到我跟帕迪说过一些事)在这里可不太能见到从那种老学校出来的。我上过伊顿,你知道,二十多年过去了,一点没变过。”他开始唱起了伊顿的划船歌,声音颤抖,但不算难听:
正是划船好时节,
又到收获干草时——
“闭上你□□的破锣嗓!”几个房客喊道。
“下三滥。”那个老伊顿生说,“真是俗不可耐。对你我来说,呆在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滑稽,嗯?你知道我的朋友跟我说什么吗?他们说:‘M,你□□没救了。’一点没错,我就是没救了。我落魄得很,不像这里的人,他们想落魄还不一定落魄得了。我们这群倒霉蛋一块儿上吊得了。我们的脸庞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你知道的。要来点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