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2/2页）

假设我们都认为洗碗工干的活几乎毫无用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人想他们继续干活？我试图撇开直接的经济原因，探讨一下人们想起有人以洗碗碟为生时会产生何种快乐。因为毫无疑问，人们—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想到这点确实会感到惬意。一个奴隶，如马库斯·加图所说，除了睡觉就应该干活。他干的活是否有必要并不重要，但他必须干活，因为干活本身而言是好的——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这样。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还堆出一大座无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这种让无用工作永存的本能，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出于对氓流的恐惧。氓流是一群低等动物（他们是这样想的），一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空思考比较安全。一个心直口快的富人，如果恰好被问到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时，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知道贫穷不好过。事实上，既然贫穷离我们如此遥远，我们很愿意被贫穷的不快困扰，但别指望我们会为此做什么。我们同情你们下层阶级，就像我们同情一只长疥癣的猫一样，但我们会拼命反对改善你们的工作条件。我们觉得维持现状更安全。目前的状况让我们很舒适，我们不会冒险给你们自由，即使是每天一个钟头的自由也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显然此后你们必须流血流汗，才能让我们有钱去意大利。你们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特有的态度，你可以从上百篇文章中读到。有修养的人很少一年收入少于（大概）四百英镑，他们自然会站在富人那边，因为他们认为给予穷人任何自由都会威胁他们自身的自由。一想到可怕的马克思式的乌托邦[4]会成为现今社会的替代品，受过教育的人便宁愿维持现状。他们也许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富人同侪，但他们认为，即便这些人中最粗鄙的，相较穷人，还是没那么危害到他们的舒适感，所以他们还是支持有钱人为妙。正是因为惧怕假象出来的、会带来危险的群氓，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的想法都很保守。

对群氓的恐惧是一种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基于一种想法：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难以解释的根本区别，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如黑人与白人。但事实上，这种差别并不存在。许多富人和穷人只是靠收入多少来划分界限，别无其他因素，普通百万富翁与穿上新西装的洗碗工没什么两样。换换位子，换换角色，猜猜谁是法官，谁是小贼？任何一个混在穷人堆里的人都很容易回答。但那些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从没有与穷人一起生活过，凭什么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了解贫穷呢？我有一本维庸[5]的诗集，编辑竟然认为有必要为“只能看看看窗台上的面包”加上注解“饥饿与受过教育的人的经历相距甚远”。

由于这种无知，对群氓有迷信的恐惧是自然的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想象出一群低能者，一心想拥有一天的自由，只为洗劫他们的家，焚烧他们的书，让他们自己操作机器或扫厕所。“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想，“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只要能够约束这批群氓。”他们不明白，许多富人和穷人之间并没有区别，所以让群氓脱离约束就不是问题了。实际上，群氓现在已经不受约束了，并且，他们正以富人的形象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力，建造了大量通过厌烦来折磨人的地方，比如“高档”酒店。

总而言之，洗碗工是奴隶，而且是多余的奴隶，干着愚蠢却基本上没必要的活。归根结底，他们被迫一直干活，因为人们有一种模糊感觉：一旦他们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受过教育的人本应该站在他们那边，却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洗碗工，所以也害怕他们。我之所以提到洗碗工，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他们的状况，这些看法也适用于无数其他工种。这仅仅是我对洗碗工生活中基本情况的看法，并未考虑直接的经济原因，无疑很多都是老生常谈。我写出来，目的是想表达一个在酒店工作过的人的感想。

注　释

[1]英石，英国度量单位，1英石＝6.35029318千克。（译注）

[2]卢比，印度的一种货币单位。（译注）

[3]多维尔（Deauville），法国的一座城市。（译注）

[4]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的地方。如今乌托邦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译注）

[5]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约1431—1474年），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