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药师（第7/7页）

现在，药师回来了，手里依然攥着那瓶子，瓶子依然是满的，他对外公说：“她不认识我。”他把瓶子递出去，“所以，你必须再跑一次，亲自把这个交给她。她需要的。”

“大伙儿会看到我的。”外公说。

“大伙儿都走了。”

于是，外公穿过广场，带着如有朦胧白雾的玻璃瓶，不断地回头张望，广场上空无一人；是我的外公笑吟吟地走进屠夫家；是我的外公抓着她的手，看着她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巴，并帮她擦干净下巴。

那之后，没花多少时间。

外公童年的小山村外有一条小溪，溪水源自戈林纳河，溪边有一棵巨大的树。每逢冬季，红色的树枝拱伸在树干上方，像髋骨一样光秃，像祈祷时的双手曲折相握。大树矗立在种满麻花辫似的玉米田的栅栏边，马尔科·帕罗维奇告诉我，戈林纳人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开这棵树；他说，那些枝丫张开了一张网，当死灵升天的时候，树网就牵绊着死灵，将其困住，栖在枝头的渡鸦就像叼虫子一样把那些魂灵从枝丫间捡拾出来。

就是在那里，六十多年前，马尔科·帕罗维奇目睹了戈林纳的药师之死。马尔科带我下山，走到村子的尽头指给我看，用他的拐杖敲打树干：想象一下，南边哪个村里有个绿眼睛的年轻人投奔了横扫低地、入侵本国的军队，当上了绞刑吏，他们从这个村到那个镇，要求─而非逼迫─当地人执行绞刑。他们要手脚麻利地消灭领袖人物：煽动造反和抵抗的人，或是有忠诚追随者的名人。比如药师，他重新有了拥趸，因为大家都知道了─甚至不用说出口─是他把大伙儿从她手里救了出来，也是他一手制造了她的死亡。

“那么丑的一个人，”马尔科对我说着，伸手在自己脸上比画，“丑归丑，但了不起哇。”就是这个药师，脚搭在玉米田边的栅栏上，脖子上套着绞索，心里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枪毙他，并始终盼望他们能那么做。马尔科对我说，在进村的六十个人里面，德国人数出了十二个人，但这十二个人没有去监督绞刑。他们去了小酒馆，喝酒，把烟头掐在泥地里，冬雪初融，光秃秃的土地露出来，他们正是走着这样的土路来到这里的。那天下午在大树下的那几个人说的语言是马尔科·帕罗维奇听得懂的，而药师更懂得他们言语间的仇恨，他们把村里所有人都纠集过来，来看药师吊在绳索下痛苦地扭动挣扎，好像一种动物被开膛剖肚了。在他之后，他们还做了更多同样无意义的杀鸡吓猴的事。

马尔科不记得在围观绞刑的人群里看到我的外公，他当然可能就在现场，眼睛瞪得大大的，完全无助，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知道自己是一场背叛的受害者。那天早上最后一次去她家，接着，人们发现她死在自家门口，那之后他几乎没再讲过话。那天，他痛哭了几个小时，当他想求助于人，想得到赦免时，他看到的那张脸依然慈祥，却很坚定。薇拉奶奶说：“事已至此，剩下的事就留给上帝吧。”她向他保证，等战争结束他们可以离开这个村子，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因为有这个承诺，外公才挺了下来。薇拉奶奶去世的那个夏天，外公已经成为医生了，做了他想做的事。

但是，马尔科却还记得，在新兵把药师的腿从栅栏上踢开之前，药师是如何固守静默，他的眼神沉稳，透着顺从之意，仿佛有什么把他推出了各种冲突，当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后来，每个人都将之归结为责任感，认定那是出于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他们甚至没有把他葬在教堂里。”马尔科说着，窝着身子倚在拐杖上，用空闲的那只手指了指远处的教堂。“我们不得不把他挪到那儿去，等到仗打完的时候。”

“那个女孩葬在哪里了？”我突然想到，这事要问问他。

“什么女孩？”他说。

“那个女孩，”我说，“老虎的妻子。”

“那有什么关系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