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火（第2/14页）

这是实话─启迪我的，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清楚的愧疚感，愧疚同时化身为帮助他人的渴望，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知晓了他们的疾苦，早已习惯把他们的挣扎定义为我们奋斗的理由、争辩时必须涉及的议题，并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叛逆充满正义感。

多年来，我们在战争面前努力伪装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现在终战了─甚至未曾伤及本城的我们就突然告终时，愤慨之感也油然而生。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高尚的重负和理由。我们在生物学、有机化学和临床病理学的课堂里奋斗；沿袭医学院的一切惯例，无论是考试前的狂欢，还是吉卜赛女人的敲诈─她们总在大学校园里利用迷信的考生的恐惧心理威胁他们：不给钱，就挂科。我们为一切奋斗，而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医学院，要击败不断涌现的报纸专版─他们宣称本城的战后一代注定失败。当年，我们十七岁，对一切都义愤填膺，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对战争结束这个事实还能怎么办。多年抗争不说，后面还有一辈子呢。这种矛盾我们不一定能理解─我们为之盛怒，反复思量，紧抓不放，视其为我们哪儿也去不成、什么也做不了、哪个伟人也当不了的根本原因，它却占据了一切的中心，并强迫我们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根基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却念念不忘，当作是与生俱来、难以实现的特权，巴不得为之付出所有。

有一阵子，我想去帮助女性群体─被强暴的女性；男人们走在地雷阵里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生孩子的女人们；在战争中被殴打、毁容、重残的女性，而施暴的男人们通常是她们的同胞而非敌人。我不肯承认：等我成为合格的援助者时，这些特定的受害者已不再需要我的帮助。这样的决定会让十七岁的你自以为是。你尚且不知战争有多少后遗症，你一无所知。年少轻狂时，我们无法限制激情，以便从容地生活在战争的枷锁下；如今，我们却又无法割舍那种激情，无法自控。因此，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基于一种假设：战争及其迅猛的余波将永远存在。希求整形手术的人被视为没出息的后进生，于是，你转而投奔整形外科手术中的截肢康复术。至于美容整形手术，想都甭想，除非你要专攻面部重造术。

期中考试前的一周，有天近黄昏的时候，外公问我是否考虑过选择哪个专科，好像这事儿已迫在眉睫了。我倒是已经想好了答案：“小儿外科。”

当时，我盘着腿坐在餐桌边，代替白色蕾丝桌布的厨房擦手巾上摊放着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二手旧书。外公在嗑瓜子，瓜子是摊在小铁盘中烤好的，他直接从盘里捡着吃。这是雷打不动的程式，和他做的许多事一样。他会把铁盘从烤箱里取出来，搁在两块软木垫上，再摊开一张放瓜子壳的纸巾。嗑瓜子之前，他总要先细细地看一遍；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连外婆也搞不懂他要找什么。细看的时候，他会皱皱鼻头把又方又大的眼镜顶上去，好让视线刚好对焦在瓜子上。那副模样活像是钻石专家，也让他显得很可疑。

“那样的话，上帝就不管你的事儿啦。”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记得他上一次提及上帝是猴年马月。

但是他专心致志地审视瓜子去了。时不时地捡起一颗，用门牙嗑起来；他总能把瓜子全部嗑光，一颗不剩，反衬出审视的过程毫无必要。隔了很长时间，他才问我：“和孩子们混熟啦？”

他没有看着我，也就没看到我一耸肩。过了一会儿，我又耸了一下，用铅笔头敲了敲眼前的书。最后只能问：“为什么？”

他坐起身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抹了一下膝头。“人死之时，死于恐惧，”他说，“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都从你这里获得，作为医生，你的职责就是给予他们想要的，安抚他们，握住他们的手。但是，孩子死的时候和活的时候一样─他们死于希望。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而无所祈求，他们不会要求你握住他们的手─但是到最后，是你需要他们拉住你的手。面对孩子，你是孤军奋战。你明白吗？”

在那一年所有的奋斗目标里，我们用了最多气力去挣得坏名声，那种特殊的名誉只能靠口耳相传增添传奇色彩，引来侧目和尊崇，而我们最希望得到“剁肉刀米恰”的认可，他负责预备尸体。就像你未来的丈夫、市政厅里掌管你护照的官员，在你不曾正眼瞧见他之前已把他纳入你的规划之中。

那是让人畏惧的至高使命。必须提前获得米恰的注意。如果你想让你的名字和一些令人敬佩、如雷贯耳的壮举挂钩，那么，他那嘶哑的赞语将是你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赶在第二学期的解剖课之前赢得他的注意是关键中的关键。其目的是为了让他在实验室地下室里第一次点名前就熟悉你，当用他那副烟嗓子喊出你的名字时，或许冲你挑挑眉毛，说：“你就是博格丹诺维奇？柯比拉克大撤退的时候躲在宿舍里抽大烟的那个家伙？好小子，等救火队来了，你还敢抓条毛巾盖在头上，声称淋浴后的热气引发了火警警报？”你就该点点头，然后，老天有眼，剁肉刀米恰就会冲你微笑，保证你每星期都有一具尸体，甚至在物资紧缺的时候也不例外，要知道战后这阶段，什么都紧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