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加纳马尔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第4/6页）

我碰见那个人是1947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应该是5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锤击磁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掏出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干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褶豆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脏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住惊愕，对着脖子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土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土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走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性劳动，直到干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一杯黄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战斗，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归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定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带铁链，用铁锤敲石头。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交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同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性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干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氛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情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干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情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了我。"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情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络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1938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干干净净地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