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7/19页）

清一郎所在的机械部位于一楼的房间中，在公司里也算不得干净整洁。桌子已经颇为陈旧，书架和衣橱也已有些年代了。这个大楼在解除接管以后只有新涂的油漆还是新崭崭的。

建筑物古老，窗户的形状也很古老。若论窗外的景物，不外乎隔着阴郁庭院对面那些千篇一律的窗户。在晌午过后的几个小时内，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把对面窗户和墙壁的极少部分倾斜着切割开来，宛若被张贴在玻璃上面似的阳光。那与其叫阳光，不如说更像摘掉一幅长时间挂在那儿的画框后，墙壁上所露出的白垩之类的东西。但阳光这种不自然的新鲜感有时也能构成促使人们走向窗边的理由。透过窗户的上面部分，就像倒立着的水井的水面一样，也能好歹眺望到外面的天空。

一般的内庭很难设想有比它更糟糕的景色。其间没有一丁点儿可供绿色介入的余地。这儿只有覆盖在地下锅炉室上面的灰色屋檐和通往地下的阶梯，还有通风孔的两个棚盖，以及铺在周围地面上的粗大碎石。在终日不见人影的这个地方，雨天潮润闪亮的黑色碎石与周围室内繁忙的工作景象恰好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时，碎石便成了眼睛的安慰，以致于科长曾经以碎石为题材，滥制了几首拙劣的俳句。

室内的空间里，荧光灯的灯绳从天花板上很有规律地垂落到桌子上面。灯绳一动也不动，彷佛与四周忙碌不堪的氛围毫不搭界。机械部的五个科按照商社特有的排列方式，为方便各科之间的联络，中间没有放置任何隔板，只有一排排紧紧相挨的办公桌。在清一郎搬到这栋大楼之后，因为旁边尽是老前辈，所以他的办公桌只是忝列于末座上。尽管如此，在这次4月上旬合并后的初次加薪时，他依旧获得了3千日元的破格加薪，所以，以前2万3千2白日元的基本月薪已经涨到了2万6千2百日元。

在清一郎的科室里，科员们彼此照面只有早晨9点出勤时和傍晚的5点左右。几乎所有的科员上午都要外出一次，他们一上班便拿着样本和报价表忙忙碌碌地出门而去。过去，和别的公司一样，通常在黑板上自己的名字下面表明出差的目的地。可顾忌到偶尔前来办公室的客人有可能在黑板上发现自己生意上竞争对手的名字而引起尴尬，所以这个习惯不知不觉被废弃了。一旦科员外出，只要不是在电视转播的棒球比赛的观众席上看见他的脸，那么谁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去向。

科长是一个瘦削贫弱的、可以称之为小市民卓越代表的男人，属于那种由大都会早就的早熟儿的典型。他把所有充满活力的表现斥之为粗鄙，喜欢用一种含混难懂的声音说话。清一郎从没有向公司里的任何人谈起过自己喜欢拳击的事，以免传到这个科长的耳朵里。而科长代理关却与科长正好相反，是一个嗓门宏亮、磊落大度的男人。因长期患病缺勤而延误了升级的不幸命运，反而使他比一般人更加倍地快活，他知道自己为人拥戴，所以特别喜欢强调自己这种大咧咧的性格作为社会上的人是何等吃亏，同时又对自己这种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引以为豪，并视为自己人缘好的原因。清一郎初次接触到科长和科长代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时，为同时博取他们俩的欢心而深感头痛。当然，同时博得两者的欢心也是毫无意义的。每逢审查考勤表时，科长代理关比科长的发言更强硬。明白这一点之后，清一郎发现：关之所以那么明显地夸耀自己的缺点，实质上乃是旨在确保自己的独特性，而并非意味着高度器重他的同类。于是，清一郎开始留心着兜售自己的“明朗的社会适应性”。虽说他算不上什么运动员，但他具备了运动员所特有的让人放心的单纯，以致于如今人们都把大学时代的清一郎想象成了一个不算太差的全能选手。

与清一郎抵背而坐的是佐伯。佐伯所属的那一列桌子处于另一个管理人员的辖区。同僚们都很讨厌佐伯，但清一郎却出于这同一个理由，感到有必要与佐伯保持亲近，因为能够与众人讨厌的家伙轻松自若地进行交往的性格，足以使第三者放松警戒，更何况佐伯并没有被视为危险人物，而仅仅是令人讨厌罢了。所以在清一郎眼里，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陪衬人。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周围的人把清一郎对佐伯的亲近当作热门话题，可佐伯对自己的孤立状态却一无所知，所以并没有对清一郎抱有某种特殊的感激之情。他自认为是一个极端复杂，颇有魅力的人物，引起清一郎这种单纯之人的兴趣是不足为奇的。就像狂人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是狂人一样，讨人嫌弃的人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但狂人一点也不为那种自我意识所烦扰，同样，不受自己讨人嫌弃的意识所烦扰，正是讨人嫌弃之人的真正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