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旧电影 献给E. A. 嘉普金娜（第2/3页）

真想去制止她。但没有气力喊叫。没有力量移动身体。惶遽占据了心头。心已僵死。血已凝固。

“上帝啊！上帝！……”我身后有人已经控制不住感情，“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忽然清醒过来了：棚子里一片咳嗽声，人们喘着粗气——战士们内心里都在暗自哭泣，都在强迫自己压制住胸中的痛苦，每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哭泣，而且每一个都在怜惜别人：如果我哭出声来，会吓坏影片里那位神思恍惚的妇女，她也许会恢复神智，清醒过来，忽然倒在地上死去呢。

后来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小房子的女主人，她的房子被法西斯匪徒占据着。女主人正用一把快刀削土豆皮，用充满仇恨的眼睛盯视着刚刚还和占领者在床上调情的女房客。女主人的眼神使我又“活生生地”回想起“我扒掉你的皮”那句话。

“德国鬼子的床垫子！”“荡妇！”“贱货！”战士们给德国军官姘妇的雅号应有尽有。他们不慌不忙地来回移动着身子，提醒女房东：“干掉她！捅她一刀！”而卖身投靠的女人一看见女房东的目光就从厨房里退了出来。当这位法西斯匪徒的情妇歇斯底里大发作，对金鱼眼睛的德国人汉斯说女房东非常恶毒，会杀死他们俩的时候，观众中到处响起了喊声，这喊声里透露出了满意的心情：“你这个坏东西，你想还会有别的下场吗？！ ”

……过了很久很久，我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河南岸区一座旧住宅的楼梯，楼梯吱吱地响，每走一层楼我都要歇息一小会儿，反复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赶快溜走。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拜见一位真正的、现实的女演员！真有点儿害怕呢！

我强使自己耐住性子，来到了一扇门前，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家，我又一次大喘了一口气，按了按门铃。我猜想，肯定会有位身穿白套服的漂亮女仆来给我开门的。但是，来开门的却是演员本人。她微笑着欢迎我，把我让进了前厅。

“您和电影里完全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真的吗？”女演员有些吃惊，她讲话的声音响亮得像个年轻人，尾音拖得很长。于是我又看到了战前电影里的那种惹人喜爱的微笑，那是一种狡黠的微笑，灰眼睛里放射出光芒。“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她把手伸了过来，马上变得严肃了许多，并且飞快地投来具有穿透力的一瞥，这目光中有宽阔胸怀的闪现，也可能有几分泼辣。但是现在，这一切已经全被时间吞没了，被埋藏得很深的悲伤吞没了。这样的悲伤是能够被猜摸到的。“您原来是这样的！”她有些拘束，这句话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她感觉到了我对她过分注视的目光。

“您原来是这样的！”我忽然战胜了自己的惶遽和拘谨，几乎是满怀哀伤地回敬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这位妇女经受的巨大苦难和所有的人经受的苦难是完全一样的。苦难，对于我的农村大婶或是对于女演员都完全相同。我的这一发现使我在演员的家里变得从容和随便了。我摆弄不好饭桌上的各种各样的餐具，也不会社交谈话，便不拘礼节地问起了什么时候使用哪种餐具，同时还不时对自己开起了玩笑，说如果我的举止不合礼仪，请不要见怪。

“您当兵之后被调教得太规矩了！不必讲究这些！”女演员摆了摆手说，“顺乎自然好了……”

我这时候猛然领悟到，善于顺乎自然，这大概是生活中，也是艺术中最重要的品质。她，几乎没有演过主角，但她能够在艺术事业中占据自己的地位，哪怕这种地位并不显赫。现在我知道，她不仅永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而且存在于很多观众的心里。

我向女演员讲起了我们在前线看电影的情景。战士们一营一营地从前沿换防下来。我讲到了厨房里的那场戏如何震撼着我的心灵。对德国鬼子的仇恨，对“娼妇”的仇恨是不可能装扮出来的。当然，我也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一切表演得如此逼真呢？

“我那不是在表演。”女演员讲话的语调平静，态度庄重严肃。她低垂下了头，不想让我看到她颤抖的嘴唇。

她丈夫担心地看了看我。我有些惶恐——我这是接触到了一个禁区，这个从来都不提起的话题使得他们夫妇非常难过。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她用一种压抑的语气说，不在意地拭了拭眼睛，向我微微一笑，好像是在鼓励我：“您简直难以想象，您讲述的情况，对我在那部影片中的表演是多么大的奖赏……”

她向我讲了演员的工作，那是痛苦而沉重的工作，我现在才认识到那是有如建树功勋一样高尚的工作。她的语气跳跃而迫切，有时又响亮而高昂，话语简直马上就要被撕成碎片。她的讲述，在我看来是一件价值无限的贵重礼物，既不能够送给别人，又不能够留给自己。岁月流逝，人寿无常。而且经常是想到向别人道谢时，已经迟了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