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第7/8页）

“不是我的，是纳斯佳的！”

“就算是纳斯佳！……”

“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学习政治常识了……您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事了。我指的是，不会从我这里听到。”

岳母带着自尊走了出去。

“请原谅我的生硬。”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

但是到第二天她还在生他的气。她当然跟吉娜和外孙说话了。她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他儿子因为父亲的胆怯而开始鄙视他。

那里是否知道，索尔仁尼琴到过他家里？应该保证自己免遭麻烦。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大脑在夜里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而当早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顺便去了中央委员会后，大脑给出了答案。走在走廊里，他对自己解释说，出于思想动机他有权向自己的知识分子看法进攻，并且记得椴树下的喝茶谈话，他顺便到了宁愿不引人注意的那个人的助手的办公室。

霍穆吉洛夫，新闻出版助理，身材瘦长，像自己的领导，他说话声音柔和，从容不迫。他们从30年代末就认识了。马卡尔采夫请求研究一下，领导能否就一件简短而重要的事接见他。

当天晚上就接见了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汇报说，编辑部收到劳动者谴责索尔仁尼琴的大量来信。至今各报保持着沉默，也许，现在是发表几篇评论的时候了？马卡尔采夫明白，当建议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路线时，这里可能会不喜欢，但一旦有什么事，他能保证自己不受对索尔仁尼琴有好感的指责。但是接见时瘦削的同志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是想要看看信。

在编辑部，马卡尔采夫找来了思想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并提出要紧急准备评论。一个半小时后标题为《我们痛斥！》的评论摆在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桌子上。文中讲到了评论索尔仁尼琴所需要的一切内容，马卡尔采夫画掉了标题并写道：“我们抗议！”他知道，任何运动都是逐渐地升温，所以需要留下煤油备用。

一天过后，霍穆吉洛夫给马卡尔采夫打电话，批准了安排见报。报纸出来了，于是他想道，岳母忍不住会向他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但是晚上季娜伊达说，她送母亲上了火车。母亲本想留下来过新年，可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主意。

“哪怕打个电话告个别呀。”他说道，心里满意的是，她没有打电话。

“她让我吻吻你。”

就是说，岳母什么也没告诉季娜伊达。

“让她完全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也行……”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加里克，你知道的！”

在《劳动真理报》发表文章之后，反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得到了所有报纸、塔斯社以及国外一些政党报刊的支持。马卡尔采夫在思想会议上因正确的路线受到了表扬。他差点再次碰上树枝，但是顺利地躲过去了。

在这些行动中有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有不同，因为你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成员。但当然是内心不同意，不表示出这一点来。你有义务按照要求行事。抽象的原则与不问政治的良心之间的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此。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尽管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由于预见意味着根据还没有传来的决议行事，根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就像是“预料到”与“使满意”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马卡尔采夫没有假意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好的成员。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前进并不轻松，没有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他有过一个亲近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人，问题终归不在于名称。无论如何，不是外人，不像索尔仁尼琴，没有触犯任何私人的东西。同安德烈·福米切夫，《莫斯科晚报》的编辑，他有时见面次数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他们定期通电话。安娜·谢苗诺芙娜知道：无论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立即接通福米切夫。

他们是一起开始的。两人都热爱报纸事业，两人都精力充沛，两人都成功地避免了一定时期中的麻烦，尽管两人的地位以前都岌岌可危。也许，于事有补的还有他们彼此事先警告对方的失误。不管怎样，但他们平安无事，甚至还成长起来。马卡尔采夫走到了前面，而福米切夫在市晚报变老。

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永远有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开会时他们在走廊找到对方并坐在一起。哦，至于业务上的请求——安排一篇应该安排的材料见报，但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报纸上不方便——这时肯定是开绿灯。他们彼此不是称呼名字，而只是姓氏——习惯这样了。他们的妻子也这样叫他们。福米切夫在赫鲁晓夫时彻底失败了，荒唐而且是在瞬间，连和马卡尔采夫商量也没有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