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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s for my return

同Talking 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约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而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办理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3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纳的袖珍本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4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这等地方等4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Power of positing？Sinking。如此积极想了5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借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要借给的是辆皇冠牌车。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5分钟赶到出租车办公处，领出皇冠的钥匙。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3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车后，随即在雪花飘舞的路上漫无目的地缓缓驱车前行。雪从挎包里取出磁带，放进车内音响，按动开关。戴维·鲍伊唱的《中国少女》，其次是菲尔·科林斯、“星船”、托马斯·德尔比、汤姆·彼特和伤心人、霍尔和奥兹、汤普森·茨茵兹、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岁女孩儿喜欢听的音乐。“滚石”唱了《跳摇摆舞去》。“这支歌我知道。”我说，“过去由米拉库尔兹唱来着，斯莫基·罗宾逊和米拉库尔兹。那还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呃。”雪显得兴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摇摆舞。”我随声唱道。

接下去是麦卡特尼和迈克尔·杰克逊唱的《说哟说哟快说哟》，车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扫落下去。车内很暖和。劳库劳尔听起来蛮舒服，就连迪伦也令人心神荡漾。我感到一阵身心舒展，不时地附和哼唱几句，在笔直的路上驱车前往。雪看上去情绪也有所好转。这盘90分钟的磁带听完，她目光落在我从租车处借来的磁带上：“那是什么？”我答说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场的路上用来听着消磨时间。“想听一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