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5/10页）

现实当然是沉重的，但作者不愿意把这种沉重直接硬邦邦冰冷冷地摔给读者，而是通过这类细节以至细节中的小物件、固有名词来予以淡化、戏谑化，从而使读者暂时得以从现实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而惬意地栖身于村上营造的小酒吧中。

当然，小说也很现实地写到裸体、写到性，有的还颇具体，这在外国小说（何况像《挪》这样的爱情小说）是不足为奇的。作者自己一次这样回答记者：“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现实地写越没有腥味。”（《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的确，书中这类描写大多并未给人以低俗煽情之感，而往往带有水到渠成的浪漫氛围或童心未泯的青春感伤。写性其实是从《挪》开始的，也主要表现在《挪》中。《挪》之前的《风》、《羊》、《世》中很少涉及。《挪》之后的《舞》和《鸟》也没有占多大篇幅。

不妨指出，现实性并不就等同于现实主义。除了《挪》，村上本人也并未强调哪一部是现实主义作品。莫如说，非现实主义、非现实性世界在其作品中更为显而易见。如《世》、《羊》和《舞》中的羊男、《鸟》中的一系列场景以及《象的失踪》、《电视人》等大多数短篇，都属于非现实世界或者说虚构世界，“因我觉得有必要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Eureka》1989年临时增刊号）作者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关系。作者还进一步谈到：“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我想构筑这样的世界。”确实，作者笔下的非现实性世界、非现实性人物在本质上无不带有奇妙的现实性，从而象征性地、寓言式地传达出了当今时代和社会的本质上的真实。

第二，村上作品的魅力还在于作者匠心独运的语言、语言风格或者说文体。许多读者来信都提到为作者的语言所心仪，说同以往读过的日本小说相比，村上的语言风格确有耳目一新之感。有的读者甚至认为堪同世界少数文学大师相提并论。

事实上作者强调最多的也莫过于语言，“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所以文体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诗人城户朱理甚至认为“小说力学”在作者近作《鸟》中已不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语言，“是强度极度丧失后对强度的寻觅，和为此平缓展开的语言的彷徨”。（日本《读书人周报》1994年5月20日）评论家川本三郎撰文说：“对都市里的普通一员村上春树来说，较之世界的现实性，符号、语言的现实性更为容易把握。我所以为村上春树的小说吸引，就是因为这一点。”（《群像日本作家第二十六卷-村上春树》，小学馆1997年5月版）

那么，作者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哪些特色呢？

其一，我想就是幽默——苦涩的幽默，压抑的调侃，刻意的潇洒，知性的比喻，品读之间，往往为其新颖别致的幽默感曳出一丝微笑，这微笑随即泌出淡淡的酸楚、凄苦和悲凉。一些比喻也果真幽默俏皮得可以。诸如：

我的房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日丸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体浮在空中/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绿子父亲的身体）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和拉门隔窗而只等拆毁的房屋。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部溶化成黄油”。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以上《挪》）。

在我们宛如从空中所见的西奈半岛一般横无际涯的空腹中/时间像被吞进鱼腹中的秤砣一样黑暗而又沉重/用观看印加水井的游客样的眼神……（《再袭面包店》）

就像观看天空裂缝似的盯视我的眼睛（《舞》）。

一般说来，比喻是把两个类似或相关的事物连在一起，而村上的比喻则好多一反常规，硬是把基本毫不相干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些隐喻都不是以基于读者经验的想象为依托的，莫如说它所依赖的是语句本身的想象唤起力”，（中野收语，《Eureka》1989年临时增刊号）而村上小说的一个有趣之处恰恰就在这里。这种不无西餐风味的比喻发挥可观作用的文体，在日本文学中相当罕见，因而的确给人赏心悦目、新颖脱俗之感，是其语言风格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色。难怪作者自负地说《挪》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以往那种“久经侵蚀的语言”显然无法胜任。终归，文学是语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