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3/9页）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

“给我们讲讲阿姆斯特丹吧。”索菲亚说。在夜晚接近尾声时，她总会提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挤满作家和浓烟滚滚的咖啡厅，讲了首映仪式后的派对，讲了新书介绍会，然而这些还没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没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索菲亚说，“你有隐瞒。”

“隐瞒什么？”

“女孩子，女人。”

卢卡什么也没说，索菲亚不可能知道他不理我的事实。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罗莎吧。”

索菲亚点了点头，说：“让我猜猜，她个子很高，留着金发。”

“不是的。”

“那么她个子很小，长着巨大的牙齿。”

“也不是。”

“她今年十五岁。”

“不是。”

“那五十岁。”

“差不多。”

卢卡没有被啤酒呛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四十二岁。”

“我妈妈四十四岁。”

“你妈妈很年轻。”我说。

我们在街上见过她，光彩四射，皮肤仍然很好。村里的女人在面包房里传她的闲话，说她跟瓦匠好了。夏天里她从草地里走出来，头发上还粘着干草。几分钟后那个强壮的、带着几分狂野的格里吉奥也跟着走了出来。

很快，故事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大伙儿都想知道下文。

我和卢卡都到了能够欣赏她的紧身裙的年龄，回过头，盯着她的背影。我想对卢卡说：索菲亚是你的，她妈妈是我的。可是卢卡早就走远了。

“我想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索菲亚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眨眼睛。

一切，那就意味着我跟罗莎谈论过的诗集，还有那个时常出现在讨论中的问题：诗歌中的是与否。用马提纳斯·奈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诗人该写出读者的感受还是读者该去感受诗人的作品？”索菲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诗歌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讲。

“她长什么样子？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经常穿裙子，她的胸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索菲亚的胸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是很大，也不很小，像一对梨子，一对漂亮的小梨子。

罗莎的胸不一样，有索菲亚的两倍大，却并不会因为不穿胸罩而瞬间变成软塌塌的布丁。它们很圆很挺，跟水果一样鲜嫩，得用双手捧住才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不过可以看出来。”

她的乳头很坚硬，就跟种在胸上的两颗杏仁似的。可能是风把门吹开了，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我工作的出版社举行，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铺着巨型大理石地砖，木头阶梯把人们引向楼上。一开始连二十个人都没有，后来人数几乎翻了三倍。

有时候跟某个人聊天，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提示，也没有任何迹象，然而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