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第2/2页）

“一切正常。”检查了一会儿，医生说。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

“没有。”

“也没有别的病？”

“没有。”

“我现在可以下楼了吗？”

“马上吃饭啦。”母亲说。

“您在地下室干吗呢？”

“给贝蒂做礼物。”

母亲摇着头说：“看来他的确是神志不清了。”

“我要做一个链球，”父亲自豪地说，“一个心形的链球。”

坐在检票柜台后面的女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证件，问我是想坐靠窗还是靠过道的位子。我总会选择靠过道的位子，飞机里多出来的每一寸空间都能减轻乘客的痛苦。她微笑着把护照还给我。如果是小机场，检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会出现在登机口，不过通常情况下检票时的那一照面就成了最后一面。

过了安检口，那两个诗人就不见了，兴许是为家人买东西去了。这里的选择很多，在金属探测器和登机口之间有一个超级大商店，一不小心就会“上钩”，店里的一切摆设都在促使顾客们掏出钱包。巨大的广告牌告诉人们有了一块百年灵手表或者一部新手机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穿着黑色紧身裙的女孩手里捧着一瓶香水，一路跟着顾客。有些机场的大屏幕上已经取消了登机口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距离出发剩余的购物时间。

在人群和那些商品中，我捧着一本诗集，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机场是我的归属感最强烈的地方。我喜欢那些叫着乘客的名字、毫无感情的声音，喜欢显示着无数目的地的屏幕，喜欢来来往往的人流，时而拥挤，时而冷清。一眨眼的工夫，400名乘客便消失在波音747的入口处。一群刚下飞机的旅客看着四周，一路走向行李带。通常情况下很快就能看出哪些人很少坐飞机，哪些人已经累积了几万公里的旅程。对那些常旅行的人来说，到了机场就跟到了家一样。

一个伊朗人曾经住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名叫梅兰·卡里米·纳瑟里。他没有护照，不能回到祖国去。法国的法庭认为他是合法进入机场的，不可以被遣送回国，然而也不可以出机场。十八年来，他就在一号航站楼再见巴黎咖啡厅旁边的红沙发上过夜。他在那儿睡觉，在那儿吃饭，在那儿看乘客给他留下的报纸。日子久了，他就成了那里的一个名人，年纪也越来越大。

在等待去阿姆斯特丹的飞机时，我时而幻想着这样一种生活：迷失在那些行李箱中，在这样的空间里，温度和湿度是永远不变的。想象一下，你乘坐的飞机不起飞了，或者你不可以登机……当人们问纳瑟里在机场干吗时，他的回答是：“我坐在这里，等待。”然而他从来不说具体在等什么，也许自己也不记得了吧。他头顶开始变秃，脑袋两旁散落着几根发丝，嘴里少了四颗牙。

要说问题，机场就只有一个，就是那里的书店很少卖诗集。即使有，也是出自大众图书馆、跟友谊或者四季有关的选集。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这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部选集存在：跟爵士，跟蓝调，跟大海和爱情有关。还有的则跟狗，跟鸟，跟悼念，还有花园有关。

这都不是我想读的诗，这样的作品人人皆知。我想要发现诗歌，最好是能解读没人知晓的神秘诗人。比如印第安部落的某个巫师，西伯利亚一个孤独的农民。只希望他们不会一无所知。他们的语言是那么粗犷，不受任何诗派的约束。

去年我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总共七万首诗歌参与了那场国家级别的诗歌比赛，作者由工厂里的工人、厨师、商店里的售货员组成。国家号召所有人都参与到比赛中去。评委会希望借此机会造出一座金字塔，创作出一首包罗万象的诗。最终评委选出了前五名，没有所谓的第一，没有冠军。

我的找寻之旅仍在继续，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诗歌节到一场颁奖仪式，从大都市到戈壁滩的小村庄，一个有老鹰在头顶上盘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