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8（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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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问世之际，英国文学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作家一直在周游殖民地——肯尼亚、印度、特立尼达岛——然后把充满异域情调的故事和风味带回家，丰富英语文学的宝库；但是及至二十世纪末，所有这些国家都宣布了独立，突然之间，他们的作家开始走进英国，也做起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调转了方向。萨尔曼·拉什迪把孟买街头的土话和无政府主义能量带进了英语，想象伦敦沦为它自己非亲生的热带子孙的殖民地，并从而获得了事实上的解放；毛翔青79的小说《酸甜》完全以伦敦为背景，而它两百多页的故事里一个白人都没有出现；卡里尔·菲利普斯80笔下是西印度群岛上经典的十九世纪英国叙事，只不过他展现的是从望远镜另一头观察到的景象，在那个世界里“剑桥”不是指一所古老的大学，而是一个加勒比奴隶。

《英国病人》来得正是时候，它提供了对战争废墟中的社会一种全新的构想方式；而且，它并不是仅仅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打乱格局，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思考人们如何一起生活，作为“世界杂种——生在一个地方，又去别的地方生活。一辈子都在挣扎，不是为了回到故乡，就是为了离开故乡。”就以那位扫雷兵为例吧，“帮英国人打仗”，碰巧是个来自旁遮普的锡克人，他的外号是一种英国腌鱼。当他的导师萨福克勋爵去世后，这位年轻的印度人成了勋爵的“替代视角”，成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仿佛是为了提醒我们如今一种新的力量正开始掌控一切。后来他想听“多伦多的故事，好像多伦多是个有什么特别奇迹的地方”，于是我们想起在经典英国文学中，奇迹之乡永远都是基普出生的那个地方。所有提到小说《吉姆》的地方都不仅仅是装饰，换言之：基普恰恰代表了对这个吉卜林的故事的颠覆，他看着他的主人们津津有味地嚼着吉卜林蛋糕，可他不是一个跟着印度父老和师长长大的英国男孩，他是一个被英国人收养了的印度男孩。

我觉得正是同样的冲动促使翁达杰在故事中一再地提到希罗多德，提到赖恩哈特、《秘密宝藏》，还有《彼得潘》。他显然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快乐和惊喜的天赋，一种狂野的兼收并蓄的天赋；但是他同时也在一本英语小说里装满了焦夫、阿布巴拉斯、阿卡努山这样的名字（全都在同一页上），《洛娜·杜恩》被描述成听起来“像是他非常熟悉的印度寓言”。这本小说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并非巧合——“translated”81——每当作者与我们分享他刚挖掘出的某个回味无穷的事实，那感觉就仿佛想象力又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展望，其核心内容显然不仅仅来自那个别墅，里面住着漂移不定的星体，而且也来自那个“沙漠协会”，由英国病人努力刻意地从自己记忆的深处挖掘而出。“我们中间有德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非洲人，”他回忆道，“慢慢地，我们成了没有民族的人。我开始憎恨民族。”在沙漠中，“没有什么能被捆绑住，没有什么恒久不变，一切都在流动”，而且，就如在圣吉罗拉莫别墅中一样，人们在沙漠中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有着它自己的地图、法律和经文。部落继续穿越黄沙，一会儿汇聚成一个“绿洲协会”，一会儿又再次出发。“我们是所有人的历史，所有人的书。”英国病人总结道。“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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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翁达杰一丝不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由新旧流浪者们组成的社会是一幅振奋人心的画面，看起来也许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对一个身在多伦多的学生来说——或者在巴黎或者悉尼——与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同班同学成为朋友，或者相爱，也许就像第二天性般自然；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正越来越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的地方，一个个拼贴社群。战争还在继续，但是种族间的完全隔离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就和北朝鲜一样遥远，或者像我们曾祖父口中的那些恐怖故事，关于他在种族隔离、在二战大屠杀中的经历一样遥远。我们就和英国病人回忆中那些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人们一样，“一手握着新世界，一手握着旧世界”。

但是，如果你是在寻找二十世纪那个自由漂移的秩序的轮廓，流动的、隐晦的、精确的轮廓，我相信这本令人痴狂的书正是你启程的地方。《英国病人》出版五年后，另一位多伦多诗人安妮·麦珂尔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二战大屠杀的小说，想象难民们如何在多伦多的安全空间里重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小说题目《漂泊手记》似乎将我们带回了翁达杰的世界。同年，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传递着南印度的风味习俗，那里与翁达杰的锡兰相去不远，她也提到了吉卜林，电视上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牛津毕业生海归，以及反对政府强制隔离政策的“半印度混血儿”。纳蒂姆·亚斯兰姆在他二〇〇八年出版的精美小说《无用的守夜》中让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物走到一起，他们相聚在今日阿富汗一个爱书人的美丽的家中，周遭战火纷飞，而他们则试图在一个充满部落争端的世界里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清静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