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6页）

“这理由再好不过，何况我们就要成为朋友了……现在，请你告诉我，这茶的香味是不是很特殊？中国茶品种繁多且各富香味，这茶是我们山谷的特产，不过我觉得完全能够与其他品种媲美。”

康维拾起茶杯，尝了一口。这滋味是如此微妙且难以形容，幽灵一般的香味缠绕在舌尖之上。他说：“很可口，也很特别。”

“对，跟我们山谷里的其他草药一样，这茶独特而珍贵，你确实该尝尝，不过，当然要慢慢来——这不单在礼仪和品鉴上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为最大限度地体味品茶的乐趣。这可是从中国晋代顾恺之那里学到的著名训诫。他当年吃甘蔗，总是慢慢地不肯立刻去啃那多汁的精髓部分，他解释说咱这吃法叫‘渐入佳境’。

你有没有研究过中国伟大的古典名著？”

康维回答说只是略知一二。康维心想，这么不厌其烦地兜圈子，谈话将会持续到茶碗撤下为止，然而他发现这茶还远远不够，他心里急着要听香格里拉的故事，但表面上却平静得很。无疑，活佛身上有某些顾恺之那种慢条斯理的特征。

终了，又一个神秘的手势，直到仆人撤走茶餐，活佛之口才像决堤之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亲爱的康维，大概你对藏族历史的大致情况并不陌生。张说你经常泡在我们的藏书馆里，我想你已经熟悉这些地区粗略却异常有趣的历史了。所以，您一定知道，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中世纪时在全亚洲流行过，即使在其衰败很久以后仍然延续着它的影响。

“17世纪时，一个受罗马排挤的基督教福音布道会，发起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一些勇敢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流散四方，通过他们的推动与促进，数年间在广袤的地域里建起许多教会。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可至今很多欧洲人仍然不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拉萨就有一所这样的基督教传教院，且已存在38年了。那是在1719年，有四个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从北京出发，发起了一次去内地寻找或许残存的聂斯托利派遗产的活动。

“他们朝西南方向，经过兰州、青海，跋涉了好几个月，历尽了您可以想见的千辛万苦，三个修士命丧途中，第四个差不多也只剩半条命。他无意中绊了一跤，跌进那条至今仍是进入蓝月山谷唯一通道的岩石隘道之中。在那儿他惊喜地发现了一群友善可亲并且生活富裕的人们，他们都表示了最古老的传统——对陌生人的殷勤友好。很快康复后，他便开始传教。当地人虽然都信佛，却愿聆听他的说教，所以他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那时还有一座古老的喇嘛寺在同一座山梁上，但已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衰落之中，而随着这位修士收获的日益增多，他萌发了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一座基督教寺区的设想，在他的督促下，老的建筑得到修缮，并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实现他这一设想的那一年是1734年，他53岁，从此便定居在此。

“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名叫佩劳尔特，生于卢森堡，在投身远东地区的传教事业之前曾就学于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等几所大学。他是学者，但总是亲自参加劳动。关于他早年生平的记录却很少，但无论如何，就他当时的年龄和职业来说，这并不奇怪。他非常喜欢音乐和美术，在语言方面有很强的天赋，在确定自己的职业之前，他已经尽数遍尝了凡间的种种乐趣。因为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战争，他深切地知道战争和侵略的残酷、恐怖。他身强力壮，在来到山谷最初的几年里和别人一样凭自己的双手劳作，播种庄稼，植树养花，一面向当地居民学习，同时也教给他们一些知识。他发现峡谷里有金矿，却不为所动。他更感兴趣的是当地的植物和药材。他谦虚，和蔼，一点也不顽固，他不赞成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不过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斥责这里的人们对坦加司果的偏爱，他们认为这种果子有治愈伤病的疗效，但它这么受欢迎主要原因还是它有一种温和的麻醉效果。实际上，佩劳尔特自己都多多少少有些上瘾了；他就是这样接受和宽容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况且自己也很痛快，作为回报他也把西方的宝藏献给这里。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中寻求欢乐。他一丝不苟地向当地人传授他那套有关烹调以及宗教教义的手册上的知识。我希望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个真诚、勤劳，学识渊博同时朴素热情的人，虽然他身兼传教之任，却毫不嫌弃地穿上泥瓦匠的工装裤，亲身协助人们建造了这些房舍。这自然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只有以他的自信和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才能克服。说他自信，是因为一开始，这项工程就是一个宏大的非凡设想，正是他的骄傲和自信促使他下定决心，在香格里拉的周边地带建造一座修道院。因为他相信，既然释迦牟尼能给人以启示，罗马当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