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对本书的评注（第2/3页）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指出这点，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典型的虽然随意但显得无所不知的方式说：“那家伙比傻子还傻，他的姐姐后来自杀了。”我们当时确实就说了这么几句。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极度震惊，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他则转去谈论其他事情了。后来，我也没有想过去问他是如何获得这个消息的。我敢肯定，如果他曾经有机会看到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私生活，那会使他与黑社会建立起联系。他是个喜欢与社会上三教九流聊天的人，这些发人深省的内幕消息可能是他的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比如说，从一名马路清洁工那里，或是从一名退役警察那里，或是从俱乐部某些诡秘的人那里，甚至有可能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从一名国务大臣那里。

毫无疑问，这条消息具有某种启发意义。这就好像一个走出了森林，来到平地——确实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但光线充足了。这条消息确实没有什么好深入看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想到要去再多看一眼。不过，启发性的印象却留在我的心中。虽然这个印象令我满意，但具有被动性。一周之后，我偶然遇到一位警察局副局长写的一本相当简洁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这本回忆录从来没有受到重视，这位副局长显然是个能人，性格中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伦敦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过多起爆炸案，当时他担任伦敦警察局副局长。这本回忆录写得很有趣，也非常谨慎；不过，我现在已经忘记其中大部分内容。该书没有揭示什么真理，仅是浮光掠影地描绘事情。这本书中有一个小段落只有10行字，但很吸引我，不过我不想解释为什么我会受到吸引。作者（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安德森）在这段文字中记录了在英国下院大厅里与内务大臣进行的一次对话，当时发生了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暴行。我记得内务大臣是威廉·哈考特爵士，他很生气，而警官则连忙道歉。给我最大震动的话是哈考特爵士当时说的几句生气的俏皮话：“这些都很好。但你所说的保密，似乎就是为了使内务大臣蒙在鼓里。”这话很能反映哈考特爵士的性格特点，但传递出的信息并不多。然而，这件事中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气氛，因为我突然感到受到了启发。于是我就做起了思维化学实验，就像学化学的学生那样，在装有无色溶液的试管中滴入点合适的试剂，然后观察结晶过程。

对我来说，最初是我的思维发生了改变，我那已经安静下来的想象力被搅动起来，一些不成熟的形式和梗概出现在我的思维里，就像那些奇怪的出乎意料的结晶体一样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这样的结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会陷入沉思——甚至对过去的沉思：南美洲，那是个太阳光暴烈，充满野蛮革命的大陆，有大片的盐湖，盐湖就像一面镜子，映衬出天空的皱眉和微笑，是世界光明的反射镜。一幅巨大城市的图像浮现出来，这是个畸形的大城市，其人口比某些大陆的人口都要多，城市内部集聚着巨大的人造威力，仿佛可以漠视天空的皱眉和微笑，世界的光明都被这座城市吞噬掉了。在这座城市里，有足够的空间讲任何故事，有足够的深度描绘任何激情，有足够多种类各异的场地放得下任何布景，有足够的黑暗埋得下5亿生灵。

我向不同的方向望去，各个方向都出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视野。要想找到正确的方向，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似乎确实需要几年的时间……逐渐地，我在那巨大城市的背景中看到一片冉冉升起的火焰，那就是维罗克夫人热烈的母爱，这片火焰使那母爱拥有了神秘的热情，而那母爱反过来又给这片火焰染上了某种忧郁的色彩。最后，温妮·维罗克的完整故事形成了，从她的儿童时期，直至她结束生命。由于一切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她的故事与其他部分相比很不协调，但我至少有了可以修改的基础。为此我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

这本书就是有关温妮·维罗克的故事，但她的故事情节有所删减，以便适应全书的需要，故事情节以荒谬残酷的格林尼治爆炸案作主要线索。这个写作任务，我不能说很辛苦，但极为困难，困难得引人入胜。我必须也要完成这项任务。这是我的一种需要。为此，我需要在温妮·维罗克夫人周围构想出一组人物，这些人物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她的那个“生活经不住推敲”悲剧性的怀疑态度有关联。我个人从来不怀疑温妮·维罗克夫人故事的真实性，但她的故事必须从那座巨大城市的朦胧背景中分离出来，使之变得可信。可信不可信，我说的不是她的灵魂，而是她的身世；不是她的心理，而是她的人性。写她的身世，我的线索并不少。我必须努力地与自己的记忆保持距离，因为我早年经常夜晚孤独地在伦敦散步。我不能让这些回忆涌现出来，充斥这本书的每一页，因为当我处在严肃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的状态下，我的回忆会一幕接着一幕地浮现，这种情况在我写每行文字时都一样。从这点看，我确实认为《间谍》是一本很真诚的书。为了获得纯粹的艺术效果，我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即便如此，我写这些讽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只有讽刺手法才能表达我的轻蔑或同情。这本书算是我写作生涯中一次小满足，因为我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目标。我似乎真的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写完了。在这桩有关维罗克夫人的案子中必须要有人物，在创作本书的人物过程中，我也获得了某些小满足，因为我需要化解创造性工作必然会产生的大量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疑问。以维罗克先生本人为例（他是个漫画人物造型），我曾经听到一个很有阅历的人说“康拉德要么与那个世界有联系，要么有极好的直觉”，因为维罗克先生“不仅在细节上可能，在本质上也是恰当的”。这话让我听了很满足。后来，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告诉我，纽约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流亡者，他们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很了解他们的人写的。这似乎是个很崇高的恭维，请想一想我的实际情况，与那位给我故事线索的无所不知的朋友相比，我与革命流亡者有比较少的联系。然而，我确信，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几度变成极端的革命者，不过，我不认为我比他们更加信仰革命，但我心中拥有的目的性比他们要强烈，把他们一生的努力加起来也比不过我。我不觉得这是夸张。我仅仅是在专注于我做的事。我总是非常专注地写好我的每一本书。我能专注到近乎自我放纵的程度。我这样说，也不是在夸张。我别无选择，说假话让我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