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巡礼 12（第5/10页）

在客厅和人们经常来往的饭厅里，一切都眉目清楚，井井有条：一件件的小家具，列祖列宗的画像，围桌而坐的宾客和每个厨娘的拿手菜。阿梅丽姨妈的胃炎，玛蒂尔德有喜后的不适，阿尔蒂尔的异母兄长与他那位爱尔兰女子出乎意料的结婚都是大家谈不完的话题。人人都有极高的教养又行事谨慎，即使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极少议论别人的是非。万一听到些蜚短流长，只表现出些微的同感或惊讶，立刻断定这些流言都不真实，表示出激愤或嫌恶模样。这些六代以来互为姻亲的人的特点只是无关大体的癖好和十分外在的细枝末节：某位叔叔口味偏甜，某一位表姐嗓音美妙。人们从不越过雷池。如果某人有些好色，某人对习俗或他人的见解有点非议，就都得隐藏起来，就像如今在极权国家隐瞒自己的政见一样。有独立思想是行不通的，对一切事物人们都有统一的思想，只有谈到分配遗产或某处田野的行猎权时，才会产生争执。

于是，在这些环境中，笼罩着一股凝滞的氛围，可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别处更糟糕，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们的生活还更明智。这些早已不起领导作用的领导阶层越来越没有见识，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智力。艺术家是个遭人蔑视的贬义词。对于天主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或壁画，阿尔蒂尔了解得比犹太古董商或是英国圣公会的艺术鉴赏家还要少。“基督诞生的子夜”是夜半弥撒中最好的时刻。有关缪塞，他们只记得他影射伏尔泰的“丑陋的微笑”那些话。维克多·雨果是个危险的革命党，他糟践了比利时对他的好客情谊，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垒广场挨了几下石头那是活该。特鲁瓦总督的老朋友，临时政府的前阁员，火暴性子的让德比安竟然把这些计策与原则都不清不楚的法国流亡者请到家里去，真让人惊异不已。每逢到阿克兹做客，阿尔蒂尔总要愤愤地评论费尔南表弟的激进主义和奥克塔夫表兄带些玫瑰香水气味的自由主义论调。伊雷内姨妈真不该为了讨好她的两个儿子，邀请那个被驱逐法国的邦塞来开文学讲座，除非她约定讲座中要谈一谈博絮埃的作品。

在前几代某些成员的生活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本来还很活跃，但很快也变得迟钝麻木了。他们觉得国家是觊觎家庭遗产的敌手。对于故去先人毫无例外的谀墓悼词就是说老人家善心大度，其实这一点大可怀疑。实际上，基督徒慈悲行善的顶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结束了。从那以后，照顾囚犯、弃儿和疯子这类慈善事业都由公众机构去管，人们再也不过问管理得怎么样，再说，对待囚犯太好反倒是不对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瑞士人费尽力气创办的红十字会，大家还并不看好，就是因为那瑞士人出身于新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玛蒂尔德夫人即将诞生的一个小女儿才在红十字事业中贡献了她一部分的年华。夫妇俩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精心分配着善款数额，不过如果玛蒂尔德为村子里的善举捐助的款项超出了阿尔蒂尔预定的数目，她就巧妙地提醒他早就答应过这件好事，于是也就得到了必要的现钱。严寒的冬天，他们给安分守己的穷人分发木柴和被褥，刁顽的穷人什么也得不到。矿井里发生的灾难事故震动了每一个人，但阿尔蒂尔从来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矿井股东的影响力去给死伤的矿工家属谋求一丁点的抚恤津贴，也没有想到采取任何最初步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公司经理们的事，他们的职责首先在于给股东的资本带来赢利。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人写了一些诗，因为伤风败俗受到谴责，他用恐怖的笔触描写一些眼睛被挖掉的白头翁，在店铺的鸟笼或比利时人的后院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叫声。如果说苏阿雷的厨房窗台上就有这么一个鸟笼，那也很可能，心地善良的玛蒂尔德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恶果。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他们却不自知，凭借着他们的地位或上帝的意志才占有了财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应当庆幸。住在苏阿雷的这对夫妇也一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安全暂时丝毫不受威胁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福气。他们的祖先可不像他们这么幸运。他们的后代更是倒霉，被若隐若现的革命吓得发抖。这里也像法国一样，很可能闹起革命，而人们并没有把握能将革命及时地遏制下去。的确，每个时代都有打仗的份额：恰好足够填满报纸上的新闻和给《画报》提供悲剧性的题材。皮埃蒙特战役像是一次潇洒的远距离军事巡游；在索尔费里诺这个屠宰场，法国佐阿夫轻步兵团的红裤子比流出的人血还要使人惊诧。新大陆，南北战争的炮声隆隆，阿尔蒂尔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是美洲新教徒之间要算清的账。对墨西哥的征服成了个悲惨的传奇，大公干脆被处决，他的妻子，比利时的公主发了疯，这一切在苏阿雷引起了震动，从城堡的主人到厨下的丫头都惊骇不已。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冲突，没有引起什么兴趣。但萨多瓦战役就招致了更多的不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普鲁士人打败了，这是件可怕的事，但终于建立起了德意志邦联，弗罗兰不禁露出欢欣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