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时代 02（第2/3页）

后来，突然有了一些声音，说着一种在今天仍尚存在着一些孤立的词汇、发音和词根的语言，他们同我们说着一些同样的词汇，诸如沙丘、粪便、股线、石磨什么的。那些大声嚷嚷、吹牛神侃、寻衅打架、寻找出路、杀人劫道、举刀打仗的凯尔特人，头戴羊毛风帽，穿着挺像我们从前农民穿的那种罩衫、运动T恤，以及后来又在革命时期的长裤汉们中间十分流行的长裤。这些凯尔特人，也就是高卢人（古代的作家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并不加以区分），被博学者们的沙文主义牵着鼻子，与其兄弟日耳曼人反目为仇，这种同室操戈一直持续了二十五个世纪。这帮浮华且无赖的年轻人，喜欢骏马、美女、漂亮的手镯和侍从，用战俘换取意大利或希腊的葡萄酒。古代传说称，在他们的早期岁月里，这帮气势汹汹的家伙在北海的低矮海岸边曾举着大刀冲向威胁着他们营地的海潮。这一小撮向大海挑战的人让我回想起我们儿时所醉心的那种围城游戏，也是在这些同样的海滩，在同样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在我们的那些被海水悄悄渗透的海沙城堡里，我们举起代表着各个不同民族图腾的破旗，誓与城池共存亡。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一再地说，这些胸怀坦荡的高卢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天会塌下来。我们比他们更勇敢或更悲观，因为我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已养成了习惯，时刻准备着，看到天塌下来。

历史总是从现在写起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史的第一张图像总是一些蓄着胡须的武士，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德鲁伊特教祭司，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帮土著人——肯定是很高尚的人，但却事先注定要失败——不管愿意不愿意地被一个文明化了的强大国家多少有些粗暴的关怀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被绞死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和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被处决的爱波妮被认为是有得有失。对于《评传》颇觉费解的学生有点惊奇，这种对几个善良的蛮人的胜利怎么会给恺撒的秃头上戴了那么多的桂冠。由泰鲁阿纳的英兰人组织起来的那五万人和被卡塞尔的梅纳比安人号召拿起武器的那两万人却在表明，即使在高卢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一架类似我们的那种军事机器与更容易被伤害但却是更加灵活机动的这片广阔天地之间的决斗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这片广阔天地也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几乎停留在赫拉克勒斯和伊万德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军团深入的这些无路可通的地方是巢穴，但并非是几个原始穷苦人的巢穴，而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的种族的巢穴，他们在上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扩展到罗马和地中海的东边。我们感到这将像一艘美丽的石舫下面的水一样，在罗马统治的那四百年中，在不停地流动着，这是一个史前的中世纪，不期然地与我们的中世纪相会合：我们能辨认出那些森林中的巨梁和木桩塔楼以及那些茅草屋顶的陋舍的村庄。驻扎在遥远边关的高卢罗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是那些梦想到埃及去淘金寻财的雇佣兵和拥向小亚细亚的托勒密人、加拉茨人，他们也是后来的十字军士兵的父辈。隐修士们在橡树林中将代替准备永远迁移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在林中捕猎母鹿及其鹿仔的传说由了解原始时期的母亲们口头传诵着，人们在悄悄地说着被吃人妖魔吃掉的孩子、被水中女妖偷走的孩子，以及被死神和海外敌人掠走的孩子。

事实就在眼前：恺撒放火烧毁村庄的火光映照着比埃斯瓦尔家族、迪弗勒斯纳家族、讷维尔的巴埃尔家族、克里纳韦克家族或我所出身的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祖辈们遥远的面孔，但杰出的军事家不久就不再焚烧村庄了，因为草屋的火光和烟雾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动向。我隐约看见有人表示赞同他们很精明，知道征讨将扩大向罗马的出口：他们喜爱那里的熏火腿和别人给他们送来的活鹅、油浸鹅，那些活鹅由一个牧童赶着不紧不慢地扭摆蹒跚着；他们赞赏阿特雷巴特人的作坊里纺织出的美丽的羊毛织物；他们称颂鞣制得很好的用于制作腰带和马鞍的皮革。我也听见开明之人的赞同声，他们更偏爱罗马的修辞学校而不喜欢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学校，因此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那些大地主们也表示赞同，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凯尔特名字改为罗马公民的名字，而且为了他们的子孙（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而梦想着元老院和元老们穿的长袍。而那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掂量罗马和平的好处，这种和平确实将给战争恐怖几乎不断的这个地方带来三百年的安宁。

而说“不”的人则不算多：他们预见到法国军人在中世纪对领圣体者的大屠杀，预见到宗教改革下的放逐者和受难者，譬如那个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位近亲），他在乌鸦山附近的巴约勒被砍了头；他们还让我们预见到一七九三年的流放者们都是忠实于波旁王朝的人，如同我们的祖辈在一百年前曾经忠实于哈布斯堡宫廷一样；还有那些胆小怕事的十九世纪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像我的叔祖父辈中的一个，把他们对共和派的同情像隐瞒恶习似的掩藏起来；还有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譬如我的祖辈比埃斯瓦尔，他在十七世纪时就拒绝别人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德·奥齐埃”，因为他认为这是法国国王想从他那儿掠取金子的又一个花招。这些人中有坚定不移的信徒、猎人、无赖、倔强的议员和永远被放逐者，他们在恺撒的年代里同他们的阿特雷巴特首领柯姆一起藏于布列塔尼，过着来往于比利时海岸和未来的英国之间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克洛迪乌斯·西维利斯的运动，此人是巴塔维抵抗者，其组织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他们像伦勃朗画笔下那样躲在某个灯火昏暗的地下大厅里，一边高举起从莱茵河和亚历山大里亚作坊进口的漂亮酒杯，怀揣着蛮族的首饰，品尝自己粗野的奢华与危险，一边在微有醉意地诅咒罗马的灭亡和自身的死亡——这也许更容易实现。